物权行为与相关制度关系之分析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物权行为理论在德国被称为抽象物权契约力量，因其具有理论抽象、分析精密和逻辑完整，而被公认为是哲学家、理论思想者的故乡的德国立法所采纳，并被认为是反映德意志法系的典型特征。但也正式因为物权行为理论的上述特点而使其难以被人理解，自提出之日起就被受批判和争论。我国物权立法日益迫近，应否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在理论界并为达成共识，分析其产生争议的原因和争议焦点，反对物权行为的学者主张用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即代替物权行为理论。
以最典型的物权变动形式买卖关系为例，分离主义立法模式认为，物权变动不只需要债权行为的成立生效，在债权行为之外尚需有独立的物权变动的合意，并且该物权合意必须以标的物的交付或登记作为其外观表现形式，这种既具有当事人的变动物权的意思表示又具有变动物权的外在形式的行为，即物权行为，它是不同与债权行为的一种法律行为。这种关于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理论是由萨维尼首先提出的，在德国法上也有人称为处分行为理论。
在物权变动中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相区分来源于物权与债权效力的区分。从罗马法以来的传统理论就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即债权和支配权的基本区分。债权作为一种请求权必须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为实现条件，债权人既不能支配相对人的人身也不能支配交易标的，因此债权是请求权、相对权。而物权区别与债权的关键就在于它无需借助任何人的意思，而仅仅依权利人自己的意思就可以实现对物的转移、使用、收益、支配。因此物权为支配权、对人权，具有绝对性、排它性。正是鉴于这种权利的效力和作用不同，因此债权行为仅能产生债权请求权，仅具有债权法上的效力，而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债权人虽有获得物之所有权的强烈欲望，但终究还不是所有权人；债务人虽然表明了移转标的物之所有权于相对人之手的决心，但还没有丧失所有权。当然这样认识更深厚的现实基础在于买卖合同的签定和履行客观上在时间上的差异。只能故事与有时间上的差异和债权作为相对权的效力，使得在现实中存在着并不是所有的买卖合同都必然导致所有有权移转的效果。所有权的移转仅在当事人实施物权行为时才必然发生，即当事人双方达成所有权移转的意思表示一致并履行交付或登记这一外观型形式。可见，物权行为并不是虚拟的，是实实在在的以形式主义为要件的，以法律规定和承认的公示性行为来表达，或者说是记载物权合意，因此在萨维尼认为交付是一种真正契约。
综上可知，物权行为的形式主义要件之间要求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区分，即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原则要求赋予公示以公信力，仅能根据物权行为所要求的形式取得物权，并且也仅须具有公示形式就可推定被基于公示的权利的正确性。公示公信原则本身即物权行为的要求。在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情况下，公示公信力的来源和第三人与买卖当事人的地位状况就难以确定。
二、物权行为与善意取得制度
现代社会由物权立法来完成保护善意第三人，以维护交易的正常秩序已是人们的共识，它反映了民法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移，即由绝对地保护物权人发展到更加注重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想协调，这集中地体现了为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因为第三人正是社会整体交易秩序的化身，保护第三人就是保护社会整体的交易秩序，但是究竟是采用物权行为保护采用善意取得制度，他们并不是绝对排斥的，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多样，各种情况纷繁错杂，两种制度可以互相弥补，在各有的范围发挥作用。
（一）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保护许多学者反对物权行为理论是因为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存在误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在德国被称做抽象原则，它是指物权行为效力在其效力和结果上不依赖其原因行为而独立存在，即原因行为的无效或者撤销不能导致物的履行行为的当然无效和撤销。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互相独立的良种法律行为，当然要因各自的生效要件发生效力，在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辨明：
1．无因性的说法只是我国学者的叫法，与抽象原则仍有不同，根据抽象原则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物权取得人可以无根据的取得他人财产，当事人仍然可以依法撤销其原因行为。在原因行为被撤销之后，已为物的交易的当事人可以向物的取得人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抽象原则的意义仅在于有第三人存在的情况下，第三人取得物权不受前手交易瑕疵的影响。因第三人已确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故物权的转让方只能要求不当得利返还物之变价，而不能要求返还原物。当无第三人的情况下，则物权的移转方当然可以依不当得利制度重新取得物之所有权。可见，在交易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财产的移转从来都是有因的，只是相对于第三人是无因的。无因性这种说法只能是依习惯而不做改变，绝不可以冒然从字面上予以错误的理解。
2．还有许多反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学者，以德国法上提出的共同瑕疵说来证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消失。事实上，在共同瑕疵的情况下，也即德国法上债权行为存在因欺诈、胁迫、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况下，物权行为的无效和可撤销不是基于债权行为的无效和可撤销，而是基于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属总则上法律行为这一共同性质，因而当然其成立生效要符合总则编中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这恰恰体现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原则，也即我国学者所称的独立性原则。
3．物权行为之无因性仅指物权行为不因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而受有影响，但物权行为本身为法律行为之一种，因而其效力比如要受法律行为效力规定的制约，若其本身有不成立、无效或可撤销的事由时，其本身的效力应受影响。
（2） 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交易安全上的缺陷
通说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产生于罗马法事情，早期的罗马法，法律对所有权确立的原则是：任何人不得处分大于自己的权利。但是这种绝对保护所有权的原则带来许多弊病，不易于交易的顺利的进展，罗马法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善意取得制度来保护交易中善意的第三人，即如果第三人对前手交易的合同瑕疵不知情或者不应知情时，善意第三人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到了近代，各国民法纷纷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其构成要件可归纳为：⑴第三人必须为善意且无重大过失，⑵善意第三人须现实占有动产，⑶可即时取得所有权的动产仅为占有委托物，⑷善意第三人通过交易取得占有物。
善意取得制度的积极作用在于把第三人的主观心态当作权利的取得是否受保护的条件，打破的绝对保护所有权的原则，从第三人的主观方面解决了交易公正问题，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发展到现代善意取得制度相对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已不充足，其缺陷主要体现在：
1．善意取得的范围受限，在不动产变动中无法适用。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内各国纷纷建立了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具有对一切人公开的性质，任何人无法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不应知道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因而也就无法取得不动产物权。但无因性理论不受此限制。
2．善意的举证比较难。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中，依据抽象原则，第三人基于客观公示的信赖就可以取得物权，如若反证必须由原出卖人证明第三人为恶意。在善意取得中，则必须由第三人证明自己善意且无过失。这种主观的举证即使建立了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也变得很困难。
3．从私法本旨讲，善意取得制度是基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是行为人依自己的意思表示为法律行为取得物权，这更符合私法本旨。
（3）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协调保护
从上述分析可见，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善意取得制度仍不能从民法制度中消亡，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为善意第三人提供保护，只是发挥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以买卖合同为例，双方当事人和受让方的相对人（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存在下列情形：
1．当买卖合同因共同瑕疵，即存在可使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成立和生效要件而不成立或无效时，此时的受让方不能取得物之所有权，为无权处分人 ，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之所有权。该共同瑕疵通常是指当事人之间存在欺诈、胁迫、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
2．当买卖合同有效成立后，而物权行为基于不符合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要件而不成立或无效时，此时的受让方不能取得物之所有权，为无权处分人 ，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之所有权。
3．当买卖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物权行为成立，依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受让方可取得物之所有权，为有权处分，第三人取得所有权。
可见，善意取得制度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都可发挥对第三人的博爱后，在复杂的交易中，任何一种制度都不能单独解决所有的问题，适用一切情形，必须协调运用，避免出现法律的盲区。
三、物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制度
不当得利返还是指无合法原因而受有利益的受益人对受损人应负返还的义务。不当得利制度是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而发生物权变动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平衡，是当事人利益状况的重新平衡，从而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只是在保护第三人和原权利人之间作出了顺序上的差别，在使原权利人丧失物上请求权时，并不是绝对的否认原权利人的利益，而赋予其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该请求权的内容因有无当第三人存在的情况而不同。当无第三人时，原物尚在取得方手中，当然可主张原物返还；当有第三人时，可做变价返还。
在现代交易频繁的社会，注重物之流转、利用远远大于对物的占有，而返还原物还是价金实质对原权利人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都不存在差别。
在分析了物权行为与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不当得利制度的关系之后，本文认为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设立物权行为制度，它完全是一个合理的符合民法内在逻辑的并在实践中有很大作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