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文化的定位与发展
——以浙江为例
陈志远 浙江省司法厅 , 陈罗兰 浙江省律师协会
在汉语中，“文化”实际上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南北朝《曲水诗序》中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这里文化是指中国王朝的文治和教化总称，汉朝刘向《说苑》亦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同为此意[1]。可见文化应是一个国家治理概念。而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涵义已经变异，通常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相对于物质文化而言，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是文化的核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2]。以制度及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 “律师文化”就属于这一较高层次文化类别。
律师文化是司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律师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职能在于代表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典型的刑事诉讼程序包括中立裁判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以及代表当事人利益的律师，这样的三方主体形成较为稳定的等边三角形架构；而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这种诉讼结构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仅仅是三角形的一腰换成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正是因为在上述诉讼活动中，各主体所处的不同地位、所代表的不同利益以及所要实现的不同目标，直接决定了不同群体的不同思维形态与精神内核。例如，居中审判的法院必须不偏不倚地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保护双方的合法程序权利，在综合各种有效证据和辩论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最终裁判，这样的工作内容要求法官群体必须具备“公正”、“无私”、“博学”等人格特征，同时也决定了法官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与法官、检察官等法律人群体相比，律师群体的精神内核既有相似性，例如严格遵守法律、以证据为基础、围绕法律发表观点，但也具有根本性的差异，而这部分特质性的区别就是本文所要探寻的律师 “文化”。
一、律师文化内核的层级剖析
我国律师制度真正肇始于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时期的律师团体中既有中共党员，如施洋，也有爱国人士，如沈钧儒、史良、沙千里、周新民、韩学章等。伴随着这一制度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律师文化。以史良为例，于 1931 年开始在上海执业，在恶劣政治环境中，坚持为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劳苦大众辩护，如邓中夏案、任白戈案、熊氏兄弟案等等，都体现中国律师从诞生伊始就致力于立足法律、利用专业、为苦难群众申冤、为社会沉疴呐喊的道义精神[3]。
有观点认为中国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职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长期的法律服务实践中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4]。也有观点认为所谓律师文化，是律师事务所基于自身的传统特色、价值理念而形成的自己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思想模式，应由律师的人文精神、服务宗旨、职业道德、行为习惯、品牌形象、管理制度、工作环境、自主知识产权等一系列因素构成。笔者认为，律师文化是律师这一社会群体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下，在法律服务实践中形成的，为广大律师认可并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律师文化从层次上划分，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如下两个方面：（1）初级意义上的律师文化，这种律师文化的核心在于“当事人利益至上”[5]，即律师职业的工作内容和性质决定了其一切活动与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必须是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依法运用各种程序性规定来捍卫当事人合法权益，在谈判中利用各种法律工具来最大化当事人权益。如果偏离了这一理念，那么就会产生对律师文化的误读。例如，利用当事人的案件大肆炒作，通过网络媒体、电视报刊等影响裁判、提高自身知名度，甚至陈述片面事实、隐瞒真相来诱导公众干预司法，这些都是律师对自身定位不清、对律师文化把握不准的不适当行为，其不仅可能导致司法机关、社会公众对其个人能力、品德的质疑，更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利影响，甚至败诉。因此，正确的文化导向是十分重要的。律师是社会游戏规则中的运动员，初级律师文化应以勇于竞争、敢于抗争、诚信经营、热情服务，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核心价值[6]。（2）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是指律师在努力追寻第一层次意义时客观上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即律师在司法活动中尽其所能、依法依理主张当事人合法权益，其正是为了与相对的国家公权力（公诉机关、行政机关）或对方当事人相抗衡，将有利于己方的事实、证据、意见和法律规定向法庭作最充分的陈述，在诉辩双方都能向这样的目标努力时，居中裁判者将有条件在充分的法律事实和法律论证基础上作出最公正的判断。因此，律师的行为推动了正义的实现和法治的进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 1978 年曾说：“世界上，我们的律师高度密集，每500 人中就有 1 名律师，比英国多 3 倍，比西德多 4 倍，比日本多 21 倍。美国就是诉讼多，但我们没有把握说我们的正义就多![7]”所以，律师的文化导向中，必然应当加入正义的因素，缺乏对终极意义的自觉与追求将使得律师初级意义上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因此，终极意义上的律师文化应当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一言以蔽之，律师文化分为两个层级，初级层次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终极层次为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公平正义。两个层级的内核都应当是律师文化内核的应有之意，二者不可或缺、有机统一。
二、律师文化基本特征之解读
在律师参与政治程度较高的地区（例如香港），律师被认为是体面而有影响力的职业，他们会关心及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及讨论，作出正面的影响。然而，世界不同地区，因为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出现了许多针对律师的笑话与讽刺文化，集中在律师的见利忘义，没有原则以及高收费上。在司法体制尚不完善、律师职业起步较晚的地区，人们往往只关注律师的收入与付出是否合理，而并不关心律师本身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参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律师文化发展是否健康，也受制于当地政治、经济、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一）政治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职业的政治性是律师的本质属性之一[8]。律师行业生来就与政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党的事业至上不仅是司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律师执业的基本核心，因此在律师文化建设中，我国形成了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模式，即“始终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律师工作，始终坚持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始终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领导”[9]。
（二）经济环境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尚未确立市场经济制度，因此那时的律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其性质与司法机关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律师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律师的法律服务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和交换。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将律师资源逐步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并主要集中在收益较高业务领域，因此也带来了浮躁、逐利、不当竞争的负面效应，律师文化中呈现出集体无意识性的低迷。而随着我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本土律师需要迎接来自国际同行的挑战和合作，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模式、国际大律师的风采以及外国律师行业的规范为本土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刺激与很好的参考。我国律师文化正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更新和充实。
（三）传统文化对律师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家文化自古有着轻诉讼、重礼教的传统，以致律师制度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成长的空间。另外，“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愚民主义法制思想也直接禁锢了律师职业的形成。中国的“讼师”萌芽于西周的代理和代书活动，正式出现于春秋，但讼师在职业准入程序、工作领域和社会地位、作用等方面与律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中国律师制度的迟迟出现，与传统文化的制约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10]。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的理念逐渐萌生，因此，在当今社会律师参与调解、主持和解以及参与信访案件的处理，化解矛盾纠纷也日益频繁。
（四）职业定位对律师文化的影响。律师与医生、教师等在西方都属于传统的精英专业人士，但是这些职业本身也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教师以仁爱为价值取向，医生为人道为职业底线，但是律师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斗争的精神。正如冯·耶林所说的，为权利而斗争不仅仅是主张自己利益的任何一位市民的权利，他同时认为这是旨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市民的一项义务。“主张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我保护的义务，完全放弃权利是精神上的自杀”[11]。律师正是为了当事人在现代社会中争取着最大化的合法权利，而且这种斗争不仅是一种私权，更承载着律师对社会、对法治的职责与义务。
上述因素共同决定了律师文化的五个基本性质：（1）律师文化的政治性。律师制度是近代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尺之一。在法治社会，律师是国家政治制度中的一种制约力量，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者，其直接参与并实际影响着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运作过程，故律师文化也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2）律师文化的法定性。律师执业资格、从业范围、权利义务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律师在法律活动中的行为和意见并不代表其个人的价值判断，而仅仅是其依据法律知识所作出的客观认知。（3）律师文化的社会性。律师的产生源于化解社会冲突的需要，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开放式服务，其服务的对象、领域和方式都具有高度社会熟悉感，因此律师文化较能体现出律师所代表的社会民意。（4）律师文化的专业性。律师作为一个学习时间长、前期投入大、入行门槛高的精英团体，行业准入就要求有较高的专业素养。是故，律师行业本身就具有精英文化与主流基调，所以，律师文化能够获得社会的较高认同，并与司法、检察机关组建共同的法律文化。（5）律师文化的商业性。法律服务作为一种自由流通的商品，使得律师文化必然具有商业的属性，而这种商业性有助于推动律师行业的优胜劣汰、整体提升，同时也有利于律师文化的蓬勃发展，但是这种商业性必须以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则作为底线[12]。
三、浙江省律师文化的发展现状
浙江律师制度自恢复以来，体现出强烈的浙江文化地域性。以温州为例，80 年代初，温州人在经济领域屡屡自主创新，而有些行为根据当时法律已构成典型的经济犯罪，“八大王”事件震惊全国，温州律师在此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法律为经济领域的探索保驾护航[13]。沿承着这样的传统，浙江律师立足本土、求真务实，紧密围绕省委、省政府“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及省委“两新”工委关于加强律师行业党建工作的要求，以确立律师正确的执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为核心，正在逐步发展能够充分体现浙江精神的律师文化。但是，如前所述，我省律师文化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阶段性的特征和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律师文化的内涵与定位不明晰。由于我省律师行业恢复重建的时间较短，律师文化概念的提出也在近几年间，因此对律师文化的内涵还没有沉淀结晶，也没有理论上的抽象提炼。律师文化区别于其他法律文化的特质以及其自身的定位尚不明朗，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对此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存在偏差，有的将司法文化的内涵强加于律师文化之上，有的生搬硬套西方律师制度来阐释中国律师文化[14]。
其次，律师群体对行业文化的认同度不高。由于目前律师行业的竞争存在结构性失衡，经济发达地区律师逐步饱和，过度竞争已经显现，例如杭州、宁波等地，同一地区律师收入差距也较大，出现了律师内部分层。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律师之间难以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律师群体本身对律师行业的认同度不够高，职业荣誉感不强，行业归属感不强。再次，律师文化建设对于推动行业发展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文化是软实力，律师文化建设对律师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当前，我省已有律师事务所1014 家，律师11429 人，每万人口律师比已突破2.0。律师行业发展逐步进入深水区，每一个进步和提升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因此，更加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来统领和引领律师行业的改革和发展。
最后，缺乏切实可行的律师文化发展方案及对策。律师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制定出五年规划。律师文化发展亦是如此，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结合不同时期制定出文化发展规划。
与此相对的，当下我省律师文化发展也存在着诸多利好因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意见》、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律师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正在转型升级的浙江经济，以及“四大国家战略举措”的实施，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忠诚、为民、公正、廉洁”为主要内容的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以“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为内容的浙江精神和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为律师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支持。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形成之后，必然要求作为中介机制的律师群体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而我国目前这种社会结构正在逐步形成，律师文化必然要迎来发展的春天。
四、西方律师文化历史传承对浙江省律师文化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律师曾经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在西欧及其殖民地后裔之外，专门的世俗法律顾问和代理人直到近代才有所闻。律师对这样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法律理性”现代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两种制度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当今，把西欧和世界其他部分明显的区分开来[15]。
现代西方律师制度至少应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甚至古希腊。古罗马人发展了复杂的成文法典以及诉讼制度，包括辩护律师制度，都为近代西方法体系所继承[16]。但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中世纪欧洲律师的地位降低到了历史的低谷，例如在德国早期，为犯罪人辩护会受到某种罪恶感所纠缠，所以刑事辩护律师往往受到社会的歧视，如果接受犯罪人报酬，甚至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因此律师被民众冠以“犹太街的贱业”，被当局视作“司法的瘟疫”[17]。随着罗马法复兴运动，法学教育逐渐受到重视，律师行业也日益兴起，其主要职能也逐渐确定为在法院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担任辩护人、自诉代理人或告诉代理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律师逐渐涉足公司融资并购、商业合同谈判、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维护、一般的不良债权处理等商业活动。而现代西方国家，也有越来越多的律师积极热心于公益，为国家各项政策研究、立法游说乃至社会运动提供相当重要的专业支持。
律师职能的变化也直接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律师文化的变迁，以普通法系的代表——英国为例：英国的律师根据其职能分为两类，诉讼律师（barrister），受律师委员会（BarCouncil）管理；事务律师（solicitor），受律师公会（Law Society）管理。两者的资格取得、训练、执业范围以及所受到的管制均有所不同。传统上，两者能够处理的事务范围泾渭分明，只有讼务律师可以代表当事人出庭，事务律师仅能向客户提供法律意见[18]。因此，英国律师的两种类型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内涵，诉讼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最大权益为根本宗旨，而事务律师则旨在商业活动中为客户争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此外，例如美国社会中的人权律师、劳工律师、环保律师等专业律师则更多地致力于国家立法、政策博弈等公共事业，其所形成的行业文化便带有更多的公益色彩。
上述历史给我省律师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1）律师文化建设应当放在战略高度。随着法治进程的推进，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律师也不再仅限于进出法院，而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是故，有人称“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律师兴则国家兴——只有律师制度发达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制度才能够更加完善，律师制度的成败关乎国家的兴亡。[19]”基于律师行业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将律师文化建设摆上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2）律师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西方国家，律师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律师职业是倍受人们尊敬的职业。法国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认为律师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负有重大使命”。而正是这种较高的地位，让律师有了强烈的职业归属感和行业认同感，这对形成并传承律师文化是大有裨益的。（3）要认识到律师文化发展的长期性。西方的律师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律师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蹒跚起步、曲折探索、挫折反复等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
商务部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2011年第2号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3月14日商务部第48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7月15日起施行。《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商务部2004年第10号令）同时废止。
部长：陈德铭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对外援助物资项目（以下简称援外物资项目），是指在中国政府提供的无偿援助、无息或低息贷款和其他专项援助资金项下，由中国政府选定的企业向受援国提供生产、生活物资的项目。
第三条 商务部负责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根据本办法规定，承担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和核验的初核工作。
第四条 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和程序申请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并在资格许可的范围内承担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任务。
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任务是指负责援外物资项目组货并运送至受援国指定地点及提供其他必要的服务。
第二章 资格等级和条件
第五条 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资格条件，设置A级和B级两个资格等级。
取得A级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可以承担《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项目。
取得B级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只可以承担《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金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项目。根据工作需要，商务部可以对上述限额进行调整，并以公告形式公布。
第六条 申请A级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法人；
（二）所有出资人均为中国投资者；
（三）系符合《对外贸易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四）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五）前2年连续盈利；
（六）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有关对外援助管理规定受过行政处罚；
（七）前2年年均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或前2年承担援外物资项目合同金额年均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年均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不低于8000万美元；
（八）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九）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七条 申请B级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企业法人；
（二）所有出资人均为中国投资者；
（三）系符合《对外贸易法》规定的对外贸易经营者；
（四）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五）前2年连续盈利；
（六）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有关对外援助管理规定受过行政处罚；
（七）前2年年均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或前2年承担援外物资项目合同金额年均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且年均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不低于3000万美元；
（八）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九）依法纳税和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三章 资格认定
第八条 中央企业和其他在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登记的企业，向商务部申请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
除前款规定外的企业向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文件。中央企业下属企业在取得中央企业同意后，可直接向商务部申请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
第九条 企业申请时应当提供以下资格申请文件：
（一）申请函和申请企业情况一览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身份证明文件；
（三）出资人身份证明文件（出资人为自然人的，附其身份证明文件；出资人为非自然人的，附其注册登记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四）验资报告或国有产权登记证书等可以证明企业出资情况的有效文件；
（五）加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专用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六）海关总署或其直属海关统计信息部门出具的货物进出口业绩证明文件；
（七）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前2个年度企业会计报表；
（八）本企业关于前2年内未受过刑事处罚、未因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严重违反有关对外援助管理规定受过行政处罚以及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声明；
（九）税务机关开具的前2年完税证明；
（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前2年缴费证明；
（十一）企业财务管理规章制度文件。
第十条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企业提交的完备申请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工作，经初核合格后将初核意见连同企业资格申请文件一并报商务部审核。
商务部应将经其审核拟准予许可的企业名单和基本情况公示5个工作日，并在收到企业提交的完备申请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或收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初核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
准予许可的，商务部应在作出许可决定后10个工作日内公布取得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名单，并颁发批准文件；不予许可的，商务部应在作出不许可决定后10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申请企业。
通过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初核的，商务部应将许可决定抄送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企业只能申请一个等级的资格。申请A级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经审核，企业不符合A级但符合B级资格条件，商务部应书面告知企业。企业决定申请B级资格的，应在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商务部提交申请函。
第四章 资格管理
第十二条 取得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以下简称援外物资企业）应妥善保管批准文件，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第十三条 援外物资企业发生以下事项变更，应当在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办理完毕变更登记之日起1个月内向商务部申请变更备案；不需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在实际变更之日起1个月内向商务部申请变更备案：
（一）企业名称变更；
（二）企业住所变更；
（三）法定代表人变更；
（四）注册资本变更；
（五）企业类型变更；
（六）出资人姓名或名称变更；
（七）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变更。
第十四条 援外物资企业发生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至（六）项规定事项变更，申请变更备案时应当提供以下文件：
（一）变更申请表；
（二）有关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出具的变更登记证明文件。
援外物资企业发生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七）项规定事项变更，申请变更备案时应当提供变更申请表和变更后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身份证明文件。
属于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至（三）项规定情形的，还应提供以下文件：
（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文件；
（三）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属于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四）和（五）项规定情形的，还应提供变更后的验资报告。
属于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六）项规定情形的，还应提供变更后的出资人身份证明文件。
第十五条 援外物资企业改制或与其他企业合并，改制或合并后的企业符合本办法规定相应条件的，可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申请资格。改制或合并后的企业可承继原企业的货物进出口业绩。
援外物资企业分立的，分立后的企业符合本办法规定相应条件的，可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申请资格。
第十六条 商务部对援外物资企业实行动态管理，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每两年进行一次资格核验。资格核验上一年度和当年取得资格的企业不参加本次资格核验。
第十七条 商务部应当在组织资格核验前至少1个月发布资格核验公告。
参加资格核验的企业应当在资格核验公告规定的截止期限前，按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受理原则，向商务部或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送达申请资格核验函和本办法第九条第（二）至（十一）项规定的文件。
第十八条 无正当理由，援外物资企业在资格核验公告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未能送达核验文件的，其资格丧失，并自资格核验公告规定的截止之日起1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资格。
第十九条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援外物资企业完备的核验文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并将初核意见连同企业资格核验文件一并报商务部核验。
商务部应当在收到援外物资企业完备的核验文件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或收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初核意见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验，并在核验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公布结果。
第二十条 A级援外物资企业经核验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的，准予保留A级资格；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条件但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降为B级援外物资企业。
第二十一条 B级援外物资企业经核验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准予保留B级资格；不符合的，资格丧失。
第二十二条 申请升级或降级的援外物资企业应当在送交核验文件时正式提出申请，经审核后符合相应申请级别资格条件的准予变更。
第二十三条 商务部负责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监督检查，发现援外物资企业不再具备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书面通知其原批准文件作废，同时抄送企业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企业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获得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商务部应当给予该企业警告，撤销其资格，并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务部可以撤销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
（一）违反法定程序作出资格许可决定的；
（二）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授予资格的。
第二十六条 企业因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被撤销资格的，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3年内，不得申请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
第二十七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批准文件的，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转让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商务部应当给予该企业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下罚款。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行为的，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过程中，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获得援外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的企业，应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按照本办法规定向商务部申请换领批准文件。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中国投资者"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中央企业"是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第三十三条 承担对外人道主义紧急救灾物资援助项目和军事援助物资项目的实施单位，不适用本办法。
承担涉及国营贸易管理货物援外物资项目的实施企业，适用《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不低于"包含本数。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1年7月15日起施行。《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商务部2004年第10号令）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