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哲学与争端解决
> > > 波比.K.Y.王
> > > 香港综合技术大学船舶与运输后勤部讲师
> > > 导论
> > > 在任何社会，争端都应和平解决。如果存有过多尚未解决的争端，人们就不能彼此保持良好关系，社会的宁静也会受到威胁。在理论层次上，争端是指“通常最初双方协商不成而经过一些标准的程序表现的公开主张。”要解决争端，就必须有解决争端的组织存在。争端解决组织可以许多形式组成。简言之，它们可分为诉讼型和调解型两类。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解决争端采用调解。古代中国的争端常以仲裁和调解解决。正如美国仲裁协会前任会长所言，“传统中国观是通过无比友好的谈判来解决争端。”
> > > 中国人喜欢用法律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平正义感。其目标是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即“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只要可以，争端就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参加仲裁时更是如此。可见，即便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参加仲裁的每一个人仍会被告知他必须降低要求，否则‘就吃亏’这样一类话。因此，如果一方坚持要为其‘权利’彻底辩护或要求完全恢复原状，那么他就不应再选择仲裁。”
> > > 无论文化如何不同，对任何社会这可能都是平等适用的。在传统中国人和现代西方关于争端解决的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不能下结论认为只有中国传统社会喜欢仲裁或调解。在现代西方社会，仲裁频频用于解决诸如婚姻有关的纠纷，而诉讼似乎用于解决商业、合同或侵权纠纷。但中国传统观对各类争端都一样。这似乎表明西方和传统中国在争端解决上观念有所不同。
> > > 在西方，“传统已将诉讼留给律师，希望他们在法律基础上解决商业纠纷。”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国观念不可接受：法定权利怎么能放弃？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正如胡曼所言，是“财产、权利、义务不受限制。”法院给出的判决“要么让你什么都有，要么让你一无所有。”即便平等规则也不能改变基督教义。如果有争端存在，诉讼方式就会被采用，而且案件判决取决于当事人的实力。在法院系统流行一句话，“公众关注的不是鼓励当事人尝试和平解决以达到最轻微的利益调整。”因为“在社会大众看来，这种解决方式是懦弱的表现，”而且“正义也不会因此而实现”。但是，对追求提高审判效率的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潜在的思想宝藏。
> > >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从没丧失其影响力，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的确，它在过去曾受批判，而且1949年之后出生的几代人都没有受过它的教育。但是，一名北京官员承认，在文革那样无法无天的时代，“传统”在处理个人和商业纠纷上起着部分作用。因此，对这样一种有着极大影响力和反弹力的文化的深入理解，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提升解决现代争端的水平。
> > > 在传统中国，厌诉历史悠久。有不少谚语反映了这种态度，如“饿死也不当贼：烦死也不告状”、“想活别打官司，想死别进地狱。”其原因之一是诉讼人遭衙门的讼师和衙役盘剥，衙役和走卒就靠这个吃饭。另外，规避诉讼也在一个比较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不同的哲学流派在避免争端上都持认同态度。他们认为争端（当事人各方冲突的表白）扰乱了社会的和谐秩序和宇宙的总体秩序。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世界观，人与自然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无法分离的整体而延续存在...和谐或一元的思想，被中国人不断变化地加以表达，来强调其主旨。
> > > 因此，用于解决争端的诉讼方式受到批判。毫无疑问，儒家在这一点上起了主要作用，道家、法家、佛教和墨家也涉足其中。除了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其它流派都可在中国早期哲学著作《易经》中找到根据。在《易经》中，诉讼方式受到批判因为它最终给有关各方带来灾难。这给传统中国争端解决定下了基调。
> > > 但不能认为中国哲学一层不变。就拿儒家为例吧。汉代的儒家与孔子自己的哲学有相当不同之处，它与宋代的儒家也有区别。尽管如此，他们有一点还是一样：即应避免诉讼。在此，我们可以把不同时代的儒家看成是一派。在讨论其它学派也可以这样。但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儒家都反对诉讼。有一些就认为诉讼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诉讼有好结果。他们的观点也应加以考虑。
> > > 和谐
> > > 歌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人们只要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就有可能和谐。因此，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吏的作用就与现代社会的法官不同。司法官吏的首要任务是教育人们注意举止。据说，在舜帝任命皋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法官时，任命一词强调的就是后者有教人法律的职责 。司法制度的最终目标，按照孔子的说法，就是营造一个没有争端或犯罪、更适于居住的社会。采用法律或惩罚是想建立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理想社会。在汉及其后的朝代 ，政府都变相地采用法律。他们都认识到法律存在的切实需要，认同仅靠教育和道德引导不足以使人们具有良好形为。而法律则能够。
> > > 不同学派都歌颂和谐。荀子，孔子的一个追随者，将它与社会结构的调整联系在一起。他说，人类拥有至关重要的呼吸、生命和知觉，再加上一种道德与正义感。这就是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物种的原因。在体力上，他们不比一头公牛厉害，在速度上，他们比不上马：但马和牛却被人役使。为什么？我认为是因为只有人才能形成社会而动物不能。人为什么能形成社会？我认为是由于社会分类。社会划分怎样转化为行为？我认为是因为人类的道德与正义感。因此，如果他们的道德与正义感应用于社会分类，和谐就会产生。如果在种类间存在和谐，就会产生联合：如果联合，就会产生巨大的体力；如果有巨大的体力，真力就会产生；真力产生，就能战胜万物...如果社会不是基于社会划分而形成，就会产生争端；如果有争端，接着就发生无序；如果存在无序，就发生支离破碎；如果存在支离破碎，就会出现软弱；如果存在软弱，就不可能战胜万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在最短时刻也不能忽视规距和道德原则。
> > > 在这里，道德和正义促成社会和谐。其结果使社会结构形成。
> > > 在传统中国，“个人被融于社会，并附属于群体与和谐观中。”和谐观假定社会最初处于万物各得其所的完美理想状态。这种状态后来被打破。为保持和谐，必须顺应天道。以这种天人合一观，人道最终得到天道的预兆。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影响力。
> > > 对中国人来说，社会和平不意味着每个成员的主体权利得以协调。他们认为，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社会不是为个人利益而存在的：它早就有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除非其中一分子打乱了它。
> > > 这给中国式的争端解决提供了哲学基础：争端或冲突是坏事因为它扰乱了和谐，预防争端比事后解决要好。
> > > 儒家
> > > 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仲裁较多，儒家思想常被借用。对儒家来说，成功解决争端的关键不是维护受害者权益或判给无过错方以损害赔偿，而是用道德规则教育当事人。这些规则中蕴含有中庸和忍让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们采取直接冲突或极端措施（如诉讼或暴力）以捍卫自己的权利。忍让思想不让人们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权享有。“忍让反映了群体优于个人的思想，它要求冲突双方相互妥协以重建公平。”
> > > 如果人们遵循这些思想，他们就会始终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虑，并运用自制来防止争端。君子不与人争。他不应只为自己利益，尤其是当这样会使他人受损时。追求物质利益要让位于保持和谐。道德的基本规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 > 如果社会上的所有成员都照着做，当然不会有争端。进一步讲，儒家思想的本质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没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个人最终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以向他人证明自己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争端也就会变少，即使有一点也能很好地加以解决。
> > > 儒家道德规范对外表现为礼。歌颂礼反映了儒家传统思想。“礼的普遍效力基于古代圣贤开创天人合一的事实而产生”。
> > > 儒家的世界观实质上是静态的。否则，古代圣贤的智慧无法形成规范后代人行为的礼的基础。按照这种世界观，原始的和谐是完美的。任何变化都只会扰乱它。其实，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国传统思想家。他曾承认自己只在传播传统思想而没有创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礼是周代的东西。在一个封闭的条件下，习惯成了规范人际关系的最好准则。在社会或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仅靠遵循习惯来避免冲突。这样，习惯就更为人所接受，因此社会和谐就得以维持。长者被视为权威，因为他们似乎知道地更多。这种假设是产生服从权威的态度的原因之一。
> > > 正如儒家看到的，一个人与不同的人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两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随着他们关系的改变而改变，而礼则明确了他们待人接物的适当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规范并遵徇礼，社会将会和谐。那么防止争端的最好方式将是教育人们遵循礼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争端，解决它的过程将被视为一次对冲突各方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其目标是教人怎样按礼去做。
> > > 法家
> > > 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中心思想是强国。每个诸侯的欲望都是称帝。为了达到这一点，法家提出“法治”原则，其含义是要求人们必须遵守国法，不做法律禁止之事。人们之间的争端会削弱一个国家。为打赢官司，冲突各方需要花费时间和资源。如果有过多的人际纠纷，国家的终合国力只会锐减。为了强国，法家采取防止争端的严厉措施。
> > > 争端预防也与法家的以法为本思想有关。商鞅认为，人类社会最初并无法律，因为古代的人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后来，人们倾向于拉关系并开始扩展其自我利益。结果，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社会上的强者和多数人在弱者和少数人面前占有优势，并利用后者。为避免冲突和争端，古代圣贤基于规范人际关系的目的而制定了法律，限定了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并区分了所有权。按照这种理论，争端预防是法律的目的之一。法律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按照慎到的观点，它是良好行为的标准。尤其是它强调了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 > > 按照慎到的观点，争端预防的成功取决于所有权定义的范围。法律应尽可能细化，不给争端留有空间。
> > > 正因为强调争端预防，法家对争端解决就不是特别关注了。在理论上，考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有一套好的法律，就不应有争端。哪里有争端，哪里就应按照法律解决。当事人打官司的好处是判决的基础。如果没有法律来控制局面，那么法律就应进一步完善以解决存在的问题。其目标就是对未来出现类似问题进行预防。
> > > 墨家
> > > 虽然总的来说，墨家 思想不被诸侯所接受，在战国时期它还是很有影响力。墨子，并不明确表示人们不应与他人存有争端。虽然如此，我们仍可推断他是颂扬和谐的。到墨子时，中国正处于动荡之；“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 > > 因此，冲突和争端不可避免。墨家相信痛苦只有一个原因：人们相互不爱惜。为解决这个问题，墨子主张人们应。如果这样，社会就会出现“强不持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局面。在这个什么都不会出现的社会里，就不应再考虑诉讼，事实上也没必要了，因为总体上人们将不存在一点争端。
> > > 墨子不光嘴上说，也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在战国时期，他们组建了一个高度纪律化的行动组织。其首领称为巨子。其它成员称为墨者。巨子对他们发号施令，也能处决他们。其目地是改造世界使之更利于居住。
> > > 应该指出，墨家采用了一种功利的观点来推广其“兼爱”思想。他们表示，爱他人必将最终让全体受益。这种态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对人性的信任。人们存在争端有两个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们为扩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哪怕伤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别是非没有标准。当存在不同标准，争端就不可避免。处理争端的最好办法，要么是解决，要么仍用坚持天道的预防争端规则。正如墨家所理解的，这一规则是“兼天下而爱之”。
> > > 墨子用一种悲观的论点看待人性。他不认为人们没有外界干预就能考虑周全。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家是一样的。但这两个学派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法家采用惩罚，墨子采用诱导。墨子主张，诱导最终可使人人都彼此爱惜（“兼爱”）。
> > > 道家
> > >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个人主义。因为道家关注的不是人际关系，他们从不细化人们为人处事的规范。但同其他学派一样，道家也带有和谐思想。这不难理解，因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进一步讲，这也涉及其对衰退的偏好。对道家来说，事物的初始阶段是最好的。这种见解并不少见。事实上，在每个文明的神话时代，和谐常被颂扬以充当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特别是在道、儒两家看来，就是这个被颂扬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和谐。
> > > 对庄子来说，与自然保持一致，与他人保持和睦关系，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与他人发生争端，受到公众的谴责。道家以自制作为必要元素来构筑和谐社会。正如老子所言，“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
> > > 人们存有争端是因为他们有欲望并不知足。老子提出，人应尽量无欲。因此，他们不应斤斤计较。老子视争端为坏事。他为人们给出指导性原则，而不直言其主张：“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 > > 老子描述的理想社会没有争端。从其字面理解，可以认为是每个人过着完全隔离、不与他人来往的生活。不鼓励为私权斗争。老子主张，如果没有争端，大家会很开心。尽管说人不应为私权斗争，但他在表达这一意思时态度并不拐弯抹角。他相信作出忍让的人最终将拥有更多。天道偏爱保持自然，越无为越能持久。其实，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才是顺应天道的。这一思想称为“天道无为”。因此，天道损有余而奉不足。避免诉讼的最终会获胜。总的来说，原则上应是：“不要发生争端，采用调解。”
> > > 根据老子的说法，法律没必要存在也不会被接受。建立理想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摒弃法律。其思想是为了让人回归到天真状态。这一观念产生的理由是是“法令滋彰，道贼多有。”这不是法律虚无主义。老子并没有说不应遵循规则。起码天道是必须遵守的。其基本精髓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 > 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国版本。尽管认为天道无情，老子仍主张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为制定法律是为了颠覆天道，如“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与天道是相违的。因此应摒弃法律。庄子也持同一观点，他主张“避斗折衡，而民不争”。
> > > 并不意味着这遵循规则的人将情况更好。一个人如果犯了错或贪得无厌，最终仍将被上天惩罚，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 > 佛教
> > > 佛教在汉朝以后对中国产生影响。据说，在公元381年左右，中国西北部的大多数人都信佛。一个出家三次的皇帝还宣布以佛教作为国教。尽管中国的儒家势力更大，佛教仍在汉--唐哲学发展中占统治地位。佛教起源于国外，其法律观与儒、法、道三家截然不同。
> > > 在某些方面，它类似道家。其中心思想是提升自我以求完美。它与道家一样，都不关注人际关系。好像它也不追求和谐。但和谐思想在佛教世界观的发展中也很重要。宇宙的每个单一部分的成长都依赖于其它部分，因为它们全都是紧密交织的的。为达到完美境界，人和其所处的宇宙必须融合。如果宇宙不和谐，这就不可能发生。因此，没有和谐就不会有提升。
> > > 带着对和谐的颂扬，佛教试图避免一切争端。用佛教的话就是“出家人与世无争。”
> > > 儒家关于诉讼的观点
智猪博弈与知识产权创新

王瑜


　　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踏板，踩一下踏板会有十棵白菜掉进猪食槽，但是踩踏板后再跑到另一头去吃就会付出二棵白菜的成本。小猪先去踩踏板，可是等它跑到食槽九棵被大猪抢吃了，只吃到一棵白菜，小猪扣除两棵菜的成本，它的收益是负一。小猪和大猪一起去踩踏板，一同往猪食槽跑大猪吃掉七棵，小猪吃到了三棵，扣除成本，小猪的收益是一，当大猪去踩踏板，小猪守在食槽抢到了四棵白菜，这时小猪的成本为零，净收益为四。于是这头聪明的小猪选择了“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这是博弈论中著名的“智猪博弈”，下面我们用“智猪博弈”来分析我们的创新思路，获得食物的踏板可以看作是知识产权创新，而掉在食槽中的食物则是创新的收益。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是小猪，而跨国公司是大猪，我们与大型跨国公司竞争，要想生存必须拿出智慧来。

一、创新需要新思维

　　创新对于维持和发展公司现有业务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开发新业务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是企业乃至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不进行创新的公司必然灭亡，这个道理在我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明白。但是创新并不容易，如何创新我们的方针并不明确，我们对创新的看法和观点早已经过时，我们需要对创新本身采取更为创新的态度。建国之初我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又遭受国外的经济封锁，我们的工业发展只有从模仿开始，奉行的是“拿来主义”，直接模仿他人的专利技术，自己节省了开发的费用，就像“智猪博弈”中的小猪一样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但是现在我们加入了WTO，要遵守国际规则，单纯的模仿是不允许。改革开放后，我们开始引进技术，即和“大猪”协商“咱们合作吧”，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好，大家有目共睹的是我国曾经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国外的企业在国内获得了大量的收益，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多少技术，反而在技术上始终受制于国外厂家。在与国外企业的合资中，国外的品牌触角深入到我国每一个市场的角落，我们原先知名的品牌却销声匿迹了。现在我国政府提倡自主知识产权，要求企业要赶紧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也就是自己掌握食物的踏板。我们一味追求百分百的自主知识产权，显然又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看到了“智猪博弈”中的小猪如果自己去踩食物踏板的话，反而要饿死。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科研院所开发一个专利技术需要资金三千多万元，如此高昂的费用是“小猪”们承受不起的，显然完全的自力更生也不是好主意。
　　“世界是平的”，我国的企业和跨国大型公司同处一个竞争层面，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保护，在与跨国大型公司的竞争中，我国企业与跨国大型公司在知识产权方面处于力量根本不对等的竞争中。大量的数据让我们胆战心惊，在很多高精尖领域跨国公司早以跑马圈地，做好专利的排布，占据了食物的踏板，具有远见卓识的专家们对此忧虑重重，也有人在抱怨踏板被跨国公司霸占了。拿来主义行不通，市场也换不来技术，自力更生代价太沉重，而抱怨更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智猪博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充分尊重规则的现代社会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强者不一定过得很好，弱者也不一定过得很差，而生存与成长依靠的是智慧而不单志气和勇力，因此在知识产权创新上我们也需要新的思维。

二、开放式创新

　　所谓开放式创新，就是要从什么都靠自己的封闭式创新，走向利用外部资源的开放式创新。提起开放式创新让人想到开源软件对于创新的开放，笔者认为开放式创新，首先是创新思维的开放。自主创新不等于自己创新，技术上的开发环境已不同于以前，进一步的技术融合和全球化的影响，研发资源开始分散，创新模式已由传统的封闭式模式向新的开放式模式进行转变。
　　在技术日益复杂化、交叉化趋势的共同作用下，单一产品上集中的功能越来越多。比如说手机，以前只能接打电话，而现在它有更多的功能，能够拍照、发信息、看电视、下载各种信息等。在产品功能方面增多的要求，也就意味着研发需要不断的投入，如果仅靠自己去开发一款产品或技术的话，可能要花很长时间，高昂的成本，并且面临失败的高风险。企业开发产品要进行技术上的融合，就不能仅仅靠自己，而要更多地利用外部资源。技术上融合的要求使得开放式创新应运而生，当今世界技术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利用内部研发的杠杆作用撬动和分享外部价值，这样对于企业可以获得自主创新同样的结果。目前很多企业考虑技术融合，有一部分技术自己做，一部分外包给其他公司做，或者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其他企业展开合作。在这样一个走向开放创新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研发方面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开放式创新正在成为主要的创新方式，一起分享资源，从而把研发成果更快地实现。
　　很多著名的企业都是利用开放式创新的途径获得了成功。半导体行业英特尔公司1968年成立以来几乎主要依靠外部研究，直到1989年才开始制定正式的先进研发战略。英特尔开放式创新的方法，是在创新过程中应用外部资源。英特尔的研发战略由四项构成：大学研究赞助、大学周边的开放式合作研究实验室、公司内部研究项目以及公司收购。英特尔公司内部在从事技术开发前，还是首先评估一下可以从企业外部获得哪些相关、有价值的知识技术。宝洁公司2000年只有10％的创新来自外部，过去一直依赖内部8600多位科学家开发新产品，该公司新研发计划则要求在5年内把来源于企业外部创意的指标提高至50％，并为此设置了外部创新主管职位和53个技术侦测小组，专门负责搜索外部的可能创新源与新产品技术。美国高科技公司非常重视从大学获得基础研究前沿思想和研发专利，与大学实验室合作开发关键技术和前沿设想，并与大学分享研究成果。

三、集成式创新

　　集成式创新是指创新主体将创新要素（技术、战略、知识、组织等）主动进行优化、整合，以最合理的结构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功能倍增性和适应进化性的有机整体。技术集成创新在集成多项技术基础上的创新，产生了技术上的突破，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另辟技术路径，不存在受制于既定技术的“技术轨道”和“技术范式”问题，技术集成创新能使组织确立在该领域中的技术优势地。我国大飞机项目走的就是以自主创新为主，集成创新为辅的路子，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
　　集成的方式很多。通过引进不同的技术来源，进行相应组合，实现集成创新。太阳微系统公司目前是工作站市场的领先高技术企业，其创业构想来源于将大学实验室的研发成果商品化。SUN公司工作站微处理器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成果，操作系统则来源于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开发的UNIX系统，图形界面软件系统来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开发的X-window。通过这种“拿来主义”的组合创新策略，SUN公司比IBM、HP等公司在工作站的研发资源投入要少得多，却获得了更强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并购也是技术集成的方法之一，透过技术转移与企业购并等手段，有选择的从外部取得所需的可用技术和战略方向技术，减少自主研发投入风险和提前占领市场优势。思科公司约30％的发展来源于通过并购获得技术，并对技术进行集成，提高了效率与进入新市场反应速度。通过技术集成思科公司本身并没有投入很多的研发人力与资源设备，但在新技术开发与新产品上市的速度和新技术发展方向上，远远领先主要竞争对手。

四、交换式创新

　　戴尔公司以新的销售模式迅速成为电脑行业的龙头老大，但是其本身并没有电脑的生产技术，因此需要向IBM公司支付每台4%的专利费。以戴尔公司的实力想在电脑制造方面取得突破性技术，可以与IBM公司进行竞争，恐怕猴年马月也实现不了这个宏伟的理想。但是戴尔公司另辟蹊径，开发了四组专利共计四十余件专利，并以此四十余项专利和拥有专利以万计的IBM公司达成交叉许可协议，戴尔公司不需向IBM支付专利费用，以戴尔公司的销量，节省4%的专利费，每年等于多赚取了几十亿美元。因而戴尔区区四十余项专利实现了近两百亿的价值，戴尔和IMB的交叉许可通俗地说就是交换式创新，也即是以技术互换形式取得对方技术的许可使用权。交叉许可和技术互换往往是以较低、甚至免费的方式进行的。
　　交换式创新减少了双方的研究开发和技术购买成本，加快了产品创新进程，大大加强了双方的市场竞争力。实证研究表明，交换式创新对于加快技术开发速度和提高技术开发能力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例如，从液化石油气制芳烃的CYELAR技术，是有英国石油公司与环球油品公司联合开发的，烯烃异构化工工艺是英国石油与美国莫比尔公司联合开发的，氧化法制高纯苯酚工艺是英国石油与凯洛格公司和赫思里斯公司联合开发的等等。

　　微软与尼康签订了一份专利交叉许可协议，以进一步推动双方现在和将来的产品线的开发，协议的内容包括尼康生产的数码相机以及双方公司生产和销售的大量消费电子产品。我国的企业也通过交叉许可方式交换到所需要的技术。德国柯诺木业集团中国区总部宣布：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德国柯诺木业集团旗下莱茵阳光地板和常州德威木业集团就专利交叉许可已经达成相互授权使用协议，可以交叉使用对方的（柯诺）低甲醛E0专利或（德威）V型槽专利。通过以专利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交叉许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可以排除知识产权发展障碍，使交叉许可协议的双方都获得了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市场发展自由权，这样可以更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的战略价值，创造更大的竞争优势，也创造了知识产权交叉许可的“双赢”机会收益，形成企业间知识产权资源的战略合作。现在企业间相互的技术交换已经发成“技术联盟”，企业各自对自己拥有的知识产权采取交叉许可、技术互换、共享资源等方式进行合作，从而形成新的技术资源、获得新的、在独自经营和开发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的知识产权，以最大可能的内部化形成了对外部市场的强大的竞争力。

　　当今的世界，创新不能再完全依靠公司自身力量和依靠自身研发机构，期待自己开发出突破性技术，实现市场高销售额获得高额的边际利润后，再投入到科研中推动进一步的突破，这样一种理想中的封闭式创新思维已经不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国属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必要怨天尤人，也无所畏惧，我们只要做聪明的“小猪”，充分利用“游戏规则”，利用我们的智慧，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寻找新的创新模式，在创新道路上一定能找到自己生存和快速成长之路。

作者：王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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