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林业，是国家富足、 民族繁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在相当长期的历史上，我国林业基础极为薄弱，森林破坏却非常严重。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保护林木，发展林业，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必须引起全党和全国各族
人民的高度重视。
建国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林业职工的艰苦奋斗，林业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为国家提供木材九亿立米，人工造林保存面积四亿二千万亩，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森林很少，我们对林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指
导上又有“左”的错误和影响，因此尽管做了大量工作，林业的落后面貌仍然没有改变。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森林破坏严重，砍的多，造的少，消耗过多，培育太少。这就使我国木材和林产品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自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种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给农牧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其不利的后果，贻患子孙后代。
发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没有把林业放在与农牧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林权不稳，政策多变。营林资金很少，木材价格不合理，取之于林多，用之于林少。林区没有因地制宜，以林为主，多种经营。林业生产重砍轻造，没有坚持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木材多头经营，体制混乱
，“一把锄头造林，百把斧头砍树”。森林管理不严，法纪长期废弛。所有这些，都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群众和各方面造林育林护林的积极性，阻碍了林业的发展。
为了迅速扭转林业面临的严重局面，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切实保护现有森林，严格控制采伐，降低资源消耗，进一步落实林业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开展造林育林，使林业建设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特作如下决定。

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
（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山林树木，或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以及其他部门、单位的林木，凡是权属清楚的，都应予以承认，由县或者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林权证，保障所有权不变。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必须尽快作出部署，组织力量在明春以前完成这项工作。
凡林权有争议的，由有关政府，组织有关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效时，提请人民法院裁决。在纠纷解决之前，任何一方都不准砍伐有争议的林木，违者依法惩处。
（二）要根据群众的需要，划给社员自留山（或荒沙荒滩），由社员植树种草，长期使用。划自留山的面积和具体办法，由各省、市、自治区规定。
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留山和生产队指定的其他地方种植的树木，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允许继承。
（三）国营林场和社队都要按照中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结合林业生产的特点，认真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要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切实把责任和报酬、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社队集体林业，应当推广专业承包、联
产计酬责任制。可以包到组、包到户、包到劳力。联系造林营林成果，实行合理计酬，超产奖励或收益比例分成。具体办法，要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因地制宜，允许多种多样。

木材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注解：关于木材管理问题，改按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林业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细则》和中发［1985］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各省、市、自治区要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采伐量。要以国营林业局和林区县为单位，按轮伐要求，合理确定年度木材、毛竹采伐量。国家统配材、地方用材、国营林业单位和其他部门自用材等，都要纳入采伐计划，实行全国“一本帐”。省、市、自
治区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年采伐计划，由国家计委会同林业部进行综合平衡，与各省、市、自治区协商确定，统一下达执行。各级不准层层加码和计划外采伐。木材不进行议购议销。
国有林的采伐，由省、市、自治区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集体林的采伐，由县林业行政部门发给采伐证；其他部门采伐自己经营的林木和社队集体采伐自用材，由当地林业行政部门按照《森林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发给采伐证，无证采伐的，以破坏森林论处。
（五）国营林业局生产的规格材，除自用的和地方按规定留成的部分外，全部由国家统购。林区社队集体生产的规格材，国家统购百分之七十至九十，具体比例由省、市、自治区确定。林区的非规格材和社员的木材，国家不实行统购。
非林区社队和社员生产的木材，国家不实行统购。
（六）林区木材及半成品由林业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进入林区采伐、收购和加工。销区的木材供应和市场销售体制不变。
供销、轻工、外贸、社队企业等部门需要的柴、炭、木柄、木棍及大宗木制成品、半成品等，均应纳入计划，由林业部门组织生产，提供货源。
林区社队和各单位办的木材加工厂，必须认真进行整顿。凡是产品质次价高、浪费木材或本身没有林木资源的，要坚决关停并转；允许继续开业的，所需原料要纳入计划。

林区及毗邻县不开放木竹自由市场。林区社队集体生产的非规格材、自留材（包括社队集体参加国营林业生产建设分得的木材）及其加工的大宗成品、半成品，由林业部门代销，也可以由林业部门批准，统一组织产区和销区互通有无。社员自有的木材，可以凭大队证明，由林业部门代
销。
非林区木竹自由市场是否开放，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对林业的经济扶持
（七）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集体林区和国有林区的木材价格。提价增加的收入，应当留给木材生产单位，不准截留。具体方案由国家物价总局和林业部另文下达。
（八）建立国家林业基金制度。要把国家的林业投资，财政拨款，银行贷款，按照规定提取的育林基金和更改资金，列入林业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林业部门，按规定权限，分级管理，专款专用，年终结余允许跨年度使用。各地每年要尽可能从地方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扶持林业。

支援公社的投资，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基金，以及银行用于农业的贷款，由地方政府规定一定比例，用于发展林业。国家林业基金制度的具体条例，由林业部会同财政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执行。当前国家营林、森工投资和社队造林补助费，由中央和省、市、
自治区林业、财政部门掌握使用。
（九）适当提高集体林区和国有林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林区除外）育林基金和更改资金的征收标准，扩大育林基金征收范围。具体办法由林业部、财政部拟定。
（十）各省、市、自治区凡没有划定林区县和林区社、队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划定。为了进一步落实林区以林为主的方针，要合理安排林区县和林区社、队的粮食购销任务。粮食自给有余的，征购任务要稳定下来；粮食不能自给的，应该减购或者增销，保证林区群众的口粮标
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

木材综合利用和节约代用
（十一）要充分利用林区的采伐、加工和造材的剩余物，大力生产木片，开展小材小料加工，发展人造板生产。
当前要重点搞好现有木材加工和综合利用工厂的挖潜、革新、改造，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今后要有计划地发展林区加工和综合利用。木材综合利用属于轻工业性质，各地区、各部门要从资金、燃料、动力等方面给予支持。
为了弥补木材供应不足，要大力开展木材的节约、代用工作。煤炭、铁道、建材等用材较多的部门，在采用金属矿柱、水泥轨枕、钢铁门窗等多种代用品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效果，应当积极推广，并继续研制新的代用品。
（十二）努力改变林区烧好材的习惯。林区职工、社员群众，以及机关、部队、学校、厂矿企业等单位，都要改烧枝丫、茅柴。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实行以煤代木，发展沼气和小水电等，大力节约木材。要采取经济补贴办法，鼓励林区的单位和群众不烧好材。要有一定的流动资金，并
把节约木材的收入继续用于这项工作。这方面潜力很大，应以林业部为主，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制订方案，逐步实行。

抓紧林区的恢复和建设
（十三）各省、市、自治区，要根据森林的不同效益，抓紧搞好主要林区的林种划分工作，确定不同林种的经营方针和经营措施。有计划地扩大防护林、薪炭林、经济林，以及自然保护区等特种用途林。对过量采伐的林区，要坚决把木材产量调减下来，并稳定一个时期，给以休养生息
的机会。要加快新林区的开发建设，抓紧后续森林资源的培育。同时，要认真搞好护林防火，严禁毁林开荒。
（十四）认真贯彻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切实纠正以原木生产为中心，重采轻造的错误做法。要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把森林工业和营造抚育森林真正统一起来。今后开发新林区，要从全面经营森林出发，统筹安排森工与营林的生产建设和投资。对尚未建设的后期林场，主管企业要抓
紧进行建设，逐步实现合理布局、合理经营。林业企业必须做到在采伐后当年或次年更新。今后对林业企业的考核，要把更新造林和育林列为首要标准，并与企业利润留成、职工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没有完成任务的，要追究领导责任。
（十五）国营林业单位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种形式，组织林区社队参加护林、造林、育林、采伐、修路等各项生产建设活动，付给合理报酬；建设新的林业企业，应当尽可能吸收林区群众参加生产建设。要通过多种途径，使社队和群众从发展林业中得到好处。但不能采取把国有林划给
集体的办法，来解决林区社队群众的经济利益问题。
（十六）民族自治地方的国有林区，要把保护和开发森林同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密切结合起来。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可在木材产品的分配和利润分成等方面，采取不同于一般地区的办法，给民族自治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要吸收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林业生产建设，
积极培养少数民族林业干部和技术人材。
（十七）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林区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要组织当地知识青年参加林业生产建设。可以组织他们利用林区采伐、加工和造材剩余物以及部分抚育间伐的小材小料，开展综合利用，发展集体经济。产品由林业企业按照国家或省（区）规定的价格统一经销。
对知识青年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要按照国务院对城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或城镇郊区所办的场（厂）队有关规定，实行减税、免税等优待政策。
安置林区知识青年所必需的资金，可以采取借款方式予以扶植。资金来源，由企业利润中留成解决，不足部分报请省（区）人民政府批准，从地方财政中适当给予补助，或者在企业营业外支出项下列支。
（十八）各省、市、自治区要继续搞好林工商联合企业的试点工作，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逐步推广。

大力造林育林
（十九）要进一步贯彻一九八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的指示》，坚持依靠社队集体造林为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并鼓励社员个人植树的方针，发动城乡广大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扎扎实实地植树造林。要因地因时制宜，保质保量，包栽包活包成林，防止形式
主义和无效劳动。
绿化祖国，人人有责。全国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除老弱病残者外，每年都要参加几天植树造林的义务劳动。各级领导干部，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更要带头造林。要按单位划分责任区，限期完成绿化任务。
农村社队都应因地制宜地每年安排适当的劳动日，从事造林育林。
农垦、水利、铁路、交通等部门，都应当把造林绿化作为本部门的一项生产建设任务。煤炭、造纸和其他以木材为原料的大型企业，都应提取一定数量的育林费，建立原料林基地。各部门可以在国家划定的地方植树造林，自造自有；也可以同林业部门或社队联合造林，按比例分成。
各大、中、小城市，都应当把造林绿化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发动群众种树、种草、种花，美化市容，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亦应建立责任制。
（二十）各省（市、区）、地、县，要在今年内，制定并落实植树造林、扩大森林覆盖率的五年规划，并提出十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每年检查一次造林成果。
平原、丘陵广大农区和林区内条件好的荒山荒地，植树造林潜力大，见效快，各地应当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地把这些地方绿化起来。对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大山区，主要采取封山育林和飞机播种的方式发展林业。继续抓好“三北”防护林体系和速生用材林基地建设，因地制宜地大
力发展各种经济林木。
在烧柴困难的地方，要把发展薪炭林作为植树造林的首要任务，划定地段，组织社队、社员，以及机关、部队、厂矿、学校、农牧场等单位，积极营造，谁造归谁所有。
（二十一）科学造林育林，提高造林质量。要搞好造林技术训练和规划设计；建立林木种子公司和种子管理制度，抓紧良种基地和苗圃建设，培育良种壮苗；要普遍建立造林检查验收和奖励制度。加强森林抚育和疾虫害防治，积极开展抚育间伐和次生林的改造，提高森林质量。坚决克
服只造不管的偏向。
森林抚育要纳入各级林业计划，逐年增加投资，加快抚育进度。
（二十二）国营林场当前要抓好抚育间伐。各地应当尽可能地在投资上给以支持。林场要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以短养长。国营林场在抚育期间，收入不上缴，以林养林。
整顿巩固社队林场、专业队，有条件的应继续发展。过去由生产队抽调土地、劳力、资金兴办的林场，要明确山林权属和收益分配办法。可以联合办场，按股分配收益。要加强经营管理，搞好劳动计酬，广开生产门路，增加经济收入。

发展林业科学技术和教育
（二十三）林业科研必须为林业生产建设服务。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要密切协作，切实解决好林业生产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问题。要集中力量开展林木良种、适地适树、治沙造林、病虫害防治、森林调查技术、采伐更新方式、林业机械、林产工业的技术改造、林业经济和技术政策等项
目的研究。同时，搞好科研成果的推广工作。
我国是世界上森林植物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经济价值很高的珍稀动植物。要大力加强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开展野生动植物的调查、研究和利用。
要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稳定林业科技队伍。
加强林业调查和资源管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要尽快弄清森林资源的基本情况，搞好规划设计，为林业生产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为此要充实调查力量，改善技术装备。
（二十四）努力发展林业教育事业。当前，应当集中力量办好几所林学院及重点学科，提高教学质量。要开办大学专科和函授教育，加强和发展中等林业教育，为基层生产单位培养技术骨干。要重视林业职工和林区县、社领导干部的培训工作。办好林区的中、小学教育。要积极创造条
件，把一部分普通中学改为林业职业学校。同时积极抓好林业知识的普及教育，在中、小学教材中要增加林业常识内容。

加强党和政府对林业的领导
（二十五）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林业摆到重要位置，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主要领导同志应当亲自抓，并要有负责干部分管。健全各级林业机构。对于在林业工作上作出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扬和奖励。
坚决贯彻执行《森林法》（试行）（注解：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自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大力加强林业法制的宣传，建立群众性的护林组织、护林制度和护林公约。要把提倡人人爱林、护林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各级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执法、守法。对于破坏森林的行为和违法犯罪分子，要分别情况，给予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要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林区要抓紧建立和健全林业公、检、法机构。
各级林业部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关心林业职工和林区群众的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发展林业是一项长远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造自然的百年大计。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树木品种丰富，发展林业的潜力很大。中央相信，只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并且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彻底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继续
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国林业的落后面貌就一定能够得到逐步改变，我国林业的发展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的。



1981年3月8日
　　2012年修订的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其中，新增加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是这次修改刑诉法取得的一个标志性进步，但是人们对它的理解——特别是其与沉默权的关系——尚存在分歧。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这一规定并非确立沉默权制度，换言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还没有沉默权。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是把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当成了确立沉默权制度的标准，而这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米兰达规则对于沉默权制度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句简单明了的“你有权保持沉默”，借助于美国影视作品的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人们知道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在面对警察讯问时保持沉默。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刑事司法的文明化来说，米兰达规则功不可没。但是，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并不是由米兰达规则确立的。

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诉讼中作为反对自己的证人。”据此，“自愿性”就是美国司法机关判断被告人供述能否采纳为证据的基本标准，而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时也就理所当然地享有了沉默权。由此可见，美国的沉默权制度建立于1791年。1966年由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判例确立的“告知规则”不是在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沉默权，而是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正如美国20世纪著名刑事司法学家弗雷德·英博教授所指出的，以沃伦大法官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要确立这一规则，“完全不是基于保护无罪人的考虑”，而是“寻求平等主义哲学的产物”。他们认为，“富有的、受过教育的或智力高的嫌疑人很可能从外界得知他有沉默权；反之，贫穷的、未受过教育的或智力低的嫌疑人则不知道这种特权。因此，一切被羁押或者被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人，必须被告知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根据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判例来解释美国宪法并保障宪法规定的正确实施，但不能给宪法增加权利性规定，否则就会构成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因此，美国人的沉默权不是米兰达规则赋予的，而是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警察在讯问前告知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不是在赋予嫌疑人沉默权，而是在提醒嫌疑人依法享有沉默权。由此可见，认为美国的沉默权制度是由米兰达规则所确立的观点是错误的。米兰达规则的历史作用在于把过去那种默示的沉默权制度转化为明示的沉默权制度。

所谓“默示的沉默权制度”，就是说，相关的法律规定没有明确使用沉默权的字样，但是从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可以推断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该享有沉默权，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反对强迫性自证其罪”的规定。所谓“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就是说，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使用了沉默权的字眼，而且要求司法和执法人员必须事前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沉默权，如美国的米兰达告知规则。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每种制度都各有其优点和缺点。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与明示的沉默权制度也是各有利弊的。毫无疑问，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可以更好地保护嫌疑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刑讯逼供和提高审讯的文明程度，但是它也会限制侦查人员的审讯活动，并且有可能为真正的犯罪者提供逃避惩罚的机会。作为讯问对象的嫌疑人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辜者，一种是犯罪人。从讯问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有罪（这里所说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有罪”，而是事实意义上的“有罪”）的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经常处于一种“供还是不供”的心理矛盾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审讯也是侦查人员和这种有罪嫌疑人的智慧力与意志力的角斗。如果法律要求侦查人员在开始审讯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那么一些有罪的嫌疑人就会顺势选择沉默，或者在侦查人员问到令他难以回答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时主张沉默权，以便从容地构筑心理防线。实践经验证明，对于那些犯罪心理不太坚强的有罪嫌疑人来说，初次讯问往往是其心理防线容易崩溃的时间。如果侦查人员在此时必须先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那就可能失去破案时机，因为对于犯罪侦查和审判来说，损失的不只是口供，还有潜在的物证和书证以及取证的时机。相比而言，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不能像明示的沉默权制度那样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而且是否强迫自证其罪的标准在实践中也较难把握，但是它较好地兼顾了打击犯罪和刑事司法的效率。

综上，以米兰达规则为代表的美国式沉默权制度既不是沉默权制度的唯一模式，也未必是最佳模式。中国应该努力在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价值冲突中选取适当定位。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认为选择默示的沉默权制度是比较合适的，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就是这种沉默权制度的法律依据。无论立法者是否自觉，把“不能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写进刑事诉讼法，就标志着中国法律确认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明确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这彰显了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另一方面，这明确了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所以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无权保持沉默。虽然我赞成把“如实回答”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中删除的主张，但是既然立法者选择了保留，那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一个法律中的规定不能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因此人们不能解释说，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侦查人员不能强迫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供述，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所有提问。前面的含义是可以保持沉默，后面的含义是不许保持沉默，这是自相矛盾的。笔者认为，对于上述规定的合理解释是：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沉默，但如果选择回答，那就要如实陈述。换言之，犯罪嫌疑人有沉默权，但是没有说谎权。

中国已然在法律上确立了默示的沉默权制度，但要使之从应然的制度转化为实然的制度，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性规定中，应该明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权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其次，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完善与沉默权有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明确规定何种情况下获得的口供必须排除，而这就可能要借助司法判例，譬如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指导性案例；最后，侦查人员要转变观念，强化人权保障意识，坚持依法办案原则。一言以蔽之，让中国式沉默权制度名副其实，那是必须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