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从诉讼证明的角度看，刑事审判中的新证据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新发现的证据（实际上，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新发现并收集的证据”，不过基于约定俗成和行文的方便，以下均称“新发现的证据”），只有那些新发现且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才属于新证据。那些对定罪量刑没有实际影响的新发现的证据，例如不具有实际证明价值的证据以及虽有证明价值但已有证据足以定案的重复性证据，都不属于本文所探讨的新证据。


一、庭审程序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在一审庭审中，一旦当事人提出此类申请，通常会导致案件延期审理，进而影响审判集中进行，因此，法庭需要对申请的明确性和必要性进行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就此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拟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实践中，如果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申请调取新证据的主张明确，且确有调取新证据的必要，就应当同意申请，并宣布案件延期审理；否则，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申请调取新证据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拟调取的证据对于定罪量刑没有实际影响，就不应当同意申请，并在说明理由后继续审理。需要指出的是，对控辩双方的上述申请进行审查，是人民法院主持庭审的职责要求，不过，基于对被告人辩护权的法律保护，只要被告方提出的申请依法有据，人民法院就应当同意。

实践中，公诉机关可能在提起公诉前就已经收集了特定的证据，但并未在提起公诉时将相关证据移送给人民法院，而是在庭审中才申请出示此类开庭前未移送人民法院的证据。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设立证据展示制度，但为了避免庭审中的证据突袭，确保被告方的辩护权，原则上公诉机关应当依法在提起公诉时将全案证据材料移送给人民法院，确保辩护方通过阅卷等方式及时了解公诉机关的控诉证据，做好诉讼准备工作。如果公诉人当庭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送给人民法院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审判长应当要求公诉人说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例如侦查机关依法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特定的证据材料后，公诉人基于保密的考虑原本未准备在庭审中使用该证据材料，但因其他证据当庭遭到辩护方的质疑导致证据体系受到削弱，不得已而当庭申请出示上述通过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对于此种申请，法庭就应当准许。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辩护方庭前并不知晓此类证据，因此，辩护方提出需要对公诉人当庭申请出示的此类证据（因该类证据在案件提起公诉前就已经发现，故并非本文所探讨的严格意义上的新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合理的准备辩护的时间。根据《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辩护方申请出示开庭前未提交的证据，参照上述做法处理。实践中为了尽量减少上述情况发生，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督促控辩双方充分开展诉讼准备工作，避免因提出新证据而导致庭审中断。

此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证据时，如果发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新证据，根据《解释》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应当告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必要时，也可以直接提取，并及时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查阅、摘抄、复制。《解释》的上述规定有助于确保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但基于客观中立裁判的考虑，人民法院发现新证据后，应当尽量由控辩双方收集相关的证据，即使在必要的情况下直接提取新证据，也应当将相关的证据告知控辩双方，如果案件需要补充开庭，则需要由控辩双方当庭出示相关的证据，并依法对相关的证据进行调查、质证，进而确保审判的公正性。


二、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该规定体现了未经质证不得认证原则的内在要求。审判实践中，证据的质证通常是在庭审中进行的，不过对于一些案件，当事人可能在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了新证据，此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处理，有待明确。

基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划分，对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不同类型的新证据，具体的处理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所谓严格证明，是指运用法定证据方法，经过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即常规的法庭调查和质证程序）进行的证明。所谓自由证明，是指运用除此以外的方法不受法律规定的约束而进行的证明（例如以查阅卷宗或者电话询问的方式）。一般认为，对于犯罪构成事实和倾向于对被告人从重处罚的量刑事实（其中大部分与犯罪构成事实是重合的）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于那些倾向于对被告人从宽处罚的量刑事实可以适用自由证明。

具体言之，对于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影响定罪的新证据，控辩双方通常存在争议，因此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即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调查、质证，进而决定是否采用。对于开庭审理后判决前发现的影响量刑的新证据，则需要进一步区分有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和不利于被告人的新证据。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在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严格证明；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则可以适用自由证明，即庭外征求控辩双方意见即可，当然，如果控辩双方意见不一致的，也应当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调查、质证。


三、复核审程序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

由于复核审不需要开庭审理，因此，如果复核审过程中发现新证据，无法像庭审程序那样通过补充开庭的方式进行质证，实践中需要基于诉讼证明的基本原理对各类新证据作出相应的处理。由于《解释》对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缓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发现新证据的处理方式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因此下文分别加以分析。

对于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根据《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依照该《解释》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审理后依法改判。基于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区分，对于定罪事实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需要通过庭审质证的方式来决定是否采用，因此，《解释》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所指的后一种处理方式，在实践中主要是指复核审期间出现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对于此种情形，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审过程中可以针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新证据征求原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各方均没有异议的，可以在审理后依法改判。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解释》第三百五十条规定，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有意见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期间一旦发现新的证据，一律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需要重申的是，《解释》该处提到的新证据是指影响定罪量刑的新证据，如果在案证据足以认定案件事实，那么，即使复核期间发现新的证据，因该证据实际上属重复性证据，不影响案件的定罪量刑，故除非案件具备法定的事由，否则不能仅以此为由将案件发回重审。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法院在复核审期间可能会发现定案的证据存在瑕疵，例如关键物证的提取笔录对物证的数量、特征等情况存在记载错误，因此类证据瑕疵影响到定案证据的证据资格，因此需要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实际上属于起补充作用的新证据，因复核审期间无法通过开庭方式对此类新证据进行质证，因此可以通过征求原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的方式予以处理。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认可的，复核审人民法院可以采信定案证据；如果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对定案证据的补正或者解释提出有效的异议，即该定案证据实际上无法补正或者解释并不合理，复核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定案证据存在疑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进而导致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落实安置帮教措施 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近年来，大田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方针，采取围绕一条主线，把好两道关口，强化三项管理，落实四条措施，抓好五个环节，积极探索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新路子，取得显著成效。自1999年以来，全县共有刑释解教人员562名（其中刑释422名，解教140名），目前已安置530名，安置率94%；建立帮教对象档案545宗；列入帮教对象545名，帮教率97%；重新犯罪率为1.8%。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围绕一条主线
近几年来，我们围绕县委、县政府“保稳定，抓经济，促发展”的工作思路，把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和减少他们重新违法犯罪，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领导，抓好“三个落实”：一是落实机构。县成立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由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县人大副主任、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依托在县司法局。各乡镇、各企业集团也相应地成立了工作协调小组及办事机构，在村（居）委会中建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全县各级现已成立安置帮教机构299个，建立帮教小组290个，确定帮教人员1530名；二是落实责任。把安置帮教工作列入责任书(状)的重要内容，通过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形成县、乡(镇)、村帮教小组工作责任网络，并实行“三包”，即包帮助安置、包考察教育、包思想转化。三是落实经费。近年来，我县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年仍挤出1万元列入县财政预算，确保这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把好“两道关口”
（一）把好接茬关。做到“五个及时”：一是及时造册建档，收到监所寄发的通知书后，县“两劳释解人员安置帮教”办随即通知有关部门做好接茬准备工作。在接茬时，对其在监、所的表现情况，家庭状况作了详细的记录，为今后开展安置帮教 工作准备了资料；二是及时家访，释解人员回家后，村（居）帮教领导小组随即指派帮教人员到其家中进行家访，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动员其家人共同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三是及时签订帮教责任书，进一步明确帮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四是及时进行法制教育，通过赠送法律常识读本，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促使他们遵纪守法；五是及时制定和落实帮教措施，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二）把好安置关。主要采取五种安置形式：一是回乡安置，对家住农村的回归人员，由村一级帮教小组具体负责落实责任田，让他们有地可耕，目前共安置243人；二是基地安置，我县积极与外商合作创办临时安置生产基地，目前全县已建立安置基地15家，安置刑释解教人员56人；三是输出安置，根据刑释解教人员的专长，县“两劳释解人员安置帮教”办主动与劳动服务部门联系，帮助推荐他们到厂矿就业，通过这一途径安置人员146人；四是回原单位安置，对部分刑期较短，罪行较轻，改造较好的释解人员，服刑前有单位的，释放后一律由原单位接收安置；五是鼓励自谋职业，对一部分一时找不到工作的人员，尽量为他们创造条件，鼓励他们从事个体经营，这类人员有58人。
三、强化“三项管理”
(一) 专项管理。县综治委每年均组织人员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一次排查清理。一是认真清查。将清查出来的人员与监所提供的人员名单进行核对，不一致的，进行再次清查，经过反复排查核实，2001年我县刑释解教人员与原掌握的底数多排查32人，占原总数的14%。二是规范排查。全县统一下发《刑释解教人员基本情况登记卡》、《刑释解教人员排查清理工作统计表》、《重点对象排查清理情况统计表》，进行登记造册、分类梳理、回访考察，全面掌握了全县刑 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情况。三是突出重点。把原确定为重点人口管理 人员和漏管脱管人员作为工作重点来抓 。为查清去向不明、人户分离的刑释解教人员，我们及时发出 信函，请求兄弟单位协查，直到全部查清，并从中发现重新违法犯罪线索27条，破获刑事案件6件，查处治安案件17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名，捣毁犯罪团伙1个3人。
(二)规范管理。及时制定下发了《大田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规则》，对有关工作机构的职责、制度和要求予以明确，并统一实行了“四表二书一卡”管理制度。“四表”即《乡镇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人员登记表》、《村（居）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登记表》、《刑释解教人员情况统计分类表》、《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情况登记表》；“两书”为《接茬通知书》、《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协议书》；“一卡”即《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记录回访卡》。
(三)重点管理。把抓好刑释解教人员的排查清理工作与清理整顿出租房屋和“严打”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对参与经营和长期在特种行业、娱乐场所活动的刑释解教人员，责任区民警结合日常治安管理，逐一将这一部分释解人员纳入重点管理对象，对那些可能危害社会治安实施犯罪的刑释解教人员，及时报告公安部门。自去年以来，通过全面排查清理，共获取线索36条，侦破刑事案件6起，查处治安案件13起，抓获违法犯罪人员28人、逃犯2名。
四、落实“四条措施”
一是更新观念。由以政府行为为主逐步转变到全社会共同关心，做到“三不”、“四个一样”，即不嫌弃、不歧视、不纠缠旧罪过；政治上一样对待，经济上一样支持，工作上一样信任，生活上一样关心。迄今为止全县有6名刑释解教人员被选任村委会主任职务；二是政策扶持。全县各级、各职能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的实际，积极为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提供便利条件。如县劳动就业部门对刑释解教人员采取提供就业信息、培训劳动技能、减收免收劳动就业信息费、管理费、培训费等办法，使一大批释解人员重新找到了工作。如我县上京镇政府为鼓励刑释解教人员参加开发性农业生产，制定出了“谁种谁有，谁开发谁受益”，在税收上实行“减三免三”的帮扶政策。近年来该镇释解人员共开发果园面积达800多亩；三是技术扶持。县安置帮教协调小组协调农业等有关部门举办实用技术培训班，开设优质瓜果种植、食用菌栽培、家畜家禽养殖以及药材种植等门课程，首期报名参加培训人员达42人，每位释解人员通过培训后，都能掌握1—2门实用技术。同时，县关工委及时组织农业科技指导团，经常深入基层进行实地指导，帮助部分释解人员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四是资金扶持。针对部分释解人员回归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发展生产缺乏资金的问题，许多乡镇安置帮教协调小组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通过干部集资、发放小额信贷等形式，积极扶持他们发展生产，鼓励自强自立。如上京镇延京村陈某刑满释放后，帮教小组立即帮其联系了一个可开采的煤洞，并帮助贷款4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如今他不仅成为远近小有名气的煤炭经营户，年创产值20多万元，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而且还帮助解决了包括当地刑释解教人员在内的30余个剩余劳动力。
五、抓好“五个环节”
一是抓早。为了做到把帮教工作向前延伸，县综治委每年都组织人员深入监所开展以“故乡在呼唤”为主题的帮教活动，与在押的大田籍服刑人员进行座谈，组织他们观看专题录像片，激发他们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如服刑人员林某由于妻子和幼子在家没有经济来源，无依无靠，使他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没能安心改造，帮教团想办法帮助其妻在城区开办一间饮食店，解决其子的入托入学问题，林某深受感动，在改造中表现突出，先后被减刑3次，连续五年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据有关监所统计，去年我县348名“两劳”人员中，表现好的有238名，获减刑108人次，减刑率达31%。二是抓实。在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中，我县采取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挂钩乡镇，乡镇挂钩村，村挂钩户，并紧紧抓住农业综合性开发的有利时机，动员帮助刑释解教人员积极参加，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如上京镇黄城村曾某刑释后，在挂钩上京镇的县委副书记黄少春与有关部门的积极协调下，一次性划给山场30亩，联系果苗1800多株，并出钱帮他解决生产用肥等。如今，曾某开发种植的果园已成规模，走上了守法致富正路。三是抓重点。针对释解人员外出务工增多造成管理难问题，我们一方面采取由乡镇综治办、司法办、公安派出所与驻村干部组成的帮教小组配合，实行定期回访及与其家属探望警示相结合的办法；另一方面采取发函形式与所在地公安、综治部门联系，将其纳入当地的管理与范畴，定期接受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的法制教育和帮教工作，有效地促进了这部分人员的思想转化和预防重新违法犯罪。部分“二进宫”、“三进宫”以及曾经参与杀人、伤害、强奸、绑架、放火、爆炸、劫持、抢劫和集团犯罪等的释解人员，则确定专人负责，严密防范。四是抓难点。近些年，城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这些人刑释解教后就业难度加大，我们在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搞好安置的同时，借助县关工委的力量，组织城区离退体老干部来共同关心帮助这一特殊群体，我县城区成立了8个安置帮教工作片区，每个片区由5至7人离退休干部组成，他们跑劳务市场，找居委会、工商、税务部门，动员城区刑释解教人员到市场摆摊、踩三轮车以及到帮忙公司、个体企业从事体力劳动，同时对具备专业特长的人员采取劳务输出的形式，到泉州、福州、厦门等地安置就业。许多老同志都把做好这项工作当作自己的份内事。五是抓典型。我们注重培植典型，通过发现典型，宣传典型，让刑释解教人员学有榜样，教有题材，有力地促进了安置帮教工作的全面开展。如均溪镇福塘村陈某，发展食用菌生产，现已初步形成规模，年收入近20000元。同时还主动帮助其它释解人员共同走上致富的道路。又如吴山乡吴山村刑释人员陈某从替人家代销水泥到自已办厂，现已发展成为我县规模较大的一家复合包装纸袋厂，不仅安排几十位残疾人在该厂就业，同时还接收了11位刑释解教人员，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为了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致富经验，县综治委专门组织了部分刑释解教人员到陈某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复合包装纸袋厂参观学习，并召开了现场会听取了陈某的经验介绍，使得这些刑释解教人员受益匪浅、深有感触，决心放下包袱，走守法、勤劳致富之路。
通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开展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要求，也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抓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发挥有关职能部门作用，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只有齐抓共管，集智聚力，不断开拓进取，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作者：林青旺　林书设　胡建国　地址：中共大田县委政法委　　邮编：3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