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普及全民生态知识，增强全社会生态意识，加快构建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使全国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是具备一定的生态景观或教育资源，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的形成，教育功能特别显著，经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命名的场所。主要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际重要湿地和国家湿地公园、自然博物馆、野生动物园、树木园、植物园，或者具有一定代表意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风景名胜区、重要林区、沙区、古树名木园、湿地、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单位、鸟类观测站和学校、青少年教育活动基地、文化场馆（设施）等。

第三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应当为公民接受生态道德教育提供便利，对有组织的生态文明教育活动实行优惠或者免费；对现役军人、残疾人和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每年3月12日植树节向全民免费开放，并组织纪念宣传活动。

第四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采用命名制，严格控制数量。命名中坚持标准、注重实效、保证质量，并实行动态管理。

第五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是面向全社会的生态科普和生态道德教育基地，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示范窗口。

第六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的日常工作由国家林业局负责。国家林业局设立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公室主任兼任，成员单位包括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有关司局。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商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组织，并汇总本省（区、市）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的申报审查工作。

第二章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基本条件

第七条　 生态景观优美，人文景物集中，观赏、科学、文化价值高，地理位置特殊，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服务设施齐全，有较高的知名度；或者具有较强的生态警示作用；或者拥有比较丰富的生态教育资源。

第八条　 具备富有特色的生态、科普教育和宣传的展室、橱窗、廊道等基本设施，并设有专门负责接待中小学参观讲解的专门机构或人员，能够为中小学生的参观提供适合的教育和服务。

第九条　 文化活动突出生态主题，教育内容和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参与人数通常情况下每年应达到10万人次；因客观条件未能达到上述要求的，经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认可，可以不受10万人次限制。

第十条　 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无不正当经营及违章违规现象。

第十一条　 有固定的资金渠道，保证设施、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第三章　命名程序

第十二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申报单位根据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发布的有关文件，提出书面申请报告（包括本单位基本情况、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的开展情况、主要成果等内容），填写《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申报表》，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商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共青团组织审核同意，报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

第十三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受理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申报材料后，负责组织有关方面专家和负责同志形成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实地审核把关。

第十四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对评审委员会的意见汇总后，报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批准授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颁发证书和牌匾。

第十五条　 对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积极、社会影响大、效果好的单位，可由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直接提名报批。

第十六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每批命名的总量和不同类型的比例由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研究确定。

第四章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

第十七条 获得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的单位每年年底要向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提交书面总结报告。

第十八条 　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管理工作办公室对基地进行抽查，对达不到规定的单位，提出整改意见；在规定的整改期内仍达不到要求的，报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取消其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称号。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局、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负责解释，并适时修订完善。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摘要：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存续了上千年，新中国建立后该原则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糟粕而抛弃，使得这一法律传统走向灭亡。但是，应当看到，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均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亲亲相隐”，以及我国现今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期待可能性原则亦与之有一定的联系，本文从该原则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法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亲亲相隐； 法律制度； 法律传统； 刑事司法制度


　　亲亲相隐是中国封建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实行这项原则，是为了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亲亲相隐本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进一步得到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作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一、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二、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三、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1]亲亲相隐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中存续了上千年，新中国建立后该原则被认为是糟粕而抛弃，但应当看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均在不同程度上仍然适用，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期待可能性原则和司法实践中“法律不外乎人情”偶尔的使用。在我们提倡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今天，是否应采用该原则呢？


　　一、亲亲相隐原则及其发展


　　亲亲相隐原则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就其亲属所犯的某些犯罪行为，可以不向国家机关告发，或者不作为对亲属不利的证人而可以隐瞒、包庇的权利。


　　在我国的西周时期，“亲亲”、“尊尊”是西周法律的灵魂和精髓。《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记载 “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亲亲”的核心是孝，“亲亲”以孝为首。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在《论语？子路》里曾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弟子叶公问孔子：直躬到官府告发自己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问孔子对这件事如何看待？孔子答，直躬的做法非常不妥，做儿子的，应该为父亲隐瞒犯罪事实，这才算是“孝”，才算是美德。进而，孔子提出了“父子相隐”原则。《汉书？宣帝记》记载，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延尉以闻”正式确立了“亲亲相隐”的司法原则，使该原则正式入律，从而开创了长达二千余年了“亲亲相隐”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宗法主义法律传统，直至《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任何人有权拒绝证明亲属有罪。


　　新中国成立之后，“亲亲相隐”被认为是封建礼教的糟粕而抛弃，使得这一延续千年的法律传统迅速走向灭亡，但是，应当看到，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中，包括英、美、德、法、意、日、越南、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仍然保留“亲亲相隐”的一般犯罪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如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199条规定：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收养关系、同居者、已分居的配偶没有义务作证。[3]1974年《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159条第3款，1953年《韩国刑法典》第151条等均规定了婚姻关系的配偶，直系亲属之间有权拒绝作证。


　　二、亲亲相隐的价值冲突以及目前我国对待亲亲相隐的态度和实践


　　1. 亲亲相隐的价值冲突


　　先来探讨一下该制度存在的法理：亲亲相隐权在中外司法被作为一项原则予以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法律规范人的行为活动，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关怀，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很可能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亲属、家庭是人类感情的皈依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法律为了实现个别正义而不惜伤害亲属之间至真的感情，甚至不惜制裁这种感情，则有违法律保护社会风纪的本意。孟德斯鸠说过：“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4]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如果在家庭关系中，用法律强迫出卖和揭私，则使人际之间毫无信任的底线。从现实中出发，不少人甘愿冒险窝藏亲属，帮助其逃亡，如果法律予以制裁，则可能导致全家受刑罚制裁的惨痛后果。从刑法上讲，这有违罪责自负原则。从犯罪学上讲，亲属间的背叛极可能导致犯罪分子心灵绝望；而一个充满信任和温情的家庭更有利于犯罪分子的最终改造。


　　从人的本性角度看，人人都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受到刑罚，至少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使其受惩罚，这是人们基于血缘或者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本能选择；从伦理的角度看，背弃亲情，不符合人类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将使个体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面临社会人伦的否定；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以及近亲属之间的关系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关系，如果妻子指证丈夫，子女指证父母，兄弟相互背叛，指证之人，背叛之人就无法在原来的生活圈中生存，其后果只能是众叛亲离，稳定的社会基础将会被支解得破碎。我们现在的法律，鼓励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大义灭亲，试想，在法庭上，夫妻反目，父子相互指责，那是何等的残酷，真是于心不忍。但是，法律赋予我们作证的义务，我们又必须履行这项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亲情何在，良心何在，家庭的稳定何在，社会的和谐又何在？如果夫妻之间秘密交往在日后会被迫成为庭上证言，婚姻还有何安全可言？家庭有何安全可言，社会有何安全可言？


　　正义是判断世间万物善恶的标准，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正义可以分为普遍正义和个别正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一般正义的代表，个别正义体现的是作为社会的个人体会到的公正，它也是社会中的个人来判断世间事物善恶的标准。“亲亲相隐”追求的是个别正义，法律追求的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的冲突表现为法律所追求的一般正义与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之间的冲突。法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国家而言，是对所有隐匿亲属犯罪和拒绝作证的人都要进行同样的制裁，还是允许“亲亲相隐”？ [5]对个人而言，是遵守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而违背法律，还是遵守法律而违背最基本的家庭人伦亲情？


　　2.目前我国对待亲亲相隐的态度和实践


　　在此问题的选择上，我国法律是选择了一般正义这一法律基本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必须受法律追究”。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此，目前我国并不承认亲亲相隐权。但是否就此盖棺定论呢？显然没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三个至上”的提出，是党在新时期对法治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及对人权的要求越来越高。综合各种原因，要求亲亲相隐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在法学理论界都基本达成一致。[6]


　　理论到付诸实践仍有不小的阻力。承认亲亲相隐必将使公安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难度增加，尤其是贪污犯罪或经济犯罪，面临的阻力非常大。当然，随着公安司法侦查技术的进步和办案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的困难将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承认亲亲相隐权是一项法定权利，公安司法机关则不应当通过增设义务甚至损害公民权利便利其完成工作。最大的困难在立法的操作：什么范围内的亲属得以相隐，哪些犯罪不得相隐，相隐的程度是如何，是用概括性语言还是用列举式予以明确，都是有困难的。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往往超出法律的规定，这也给法官予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素质不一，对相同案件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在实践中会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提出一些立法技术上的建议，华中师范大学孟奇勋老师在《论亲亲相隐及其现代生命力》里提出的方案较有可操作性。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 “相隐”的主体范围。刑事诉讼法第82条限定的10种人即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都是直系亲属，可在其列。姻亲、两代以外的直系亲属是否列入，则需要做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7]对于允许“相隐”的层次，如拒绝出庭作证、包庇、窝藏、作伪证、甚至是共同犯罪，刑法应当有明确的限制规定。“相隐”的犯罪种类，也应当由法律规定。中国古代的容隐制度将谋反，大逆等严重危害统治的犯罪排除在容隐范围之外。这说明容隐不是绝对的，应当有一个明确规定，以防止法官专断。法律赋予亲亲相隐的权利时应采用概括式立法，对轻微的犯罪的不予告发；对不准相隐的行为加以明确限制，适当的时候再用司法解释加以补充。


　　三、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在中国刑事制度中的前景


　　1. 亲亲相隐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