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局 中国气象局


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关于做好林业有害生物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气象局，内蒙古、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近几十年来，由于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等多方面的原因，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突发性和异常性增多。为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工作，有效应对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国家林业局和中国气象局于2007年8月28日共同签订了《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合作框架协议》（见附件，以下简称“协议”）。为认真贯彻落实“协议”精神，现就做好林业有害生物气象监测预报服务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部门合作的重要性
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发展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近年来，受异常气候条件影响，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出现多发、高发的态势。统计表明，“十五”期间全国林业有害生物年均发生1.3亿亩，目前发生面积高达1.6亿亩，增长23%，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6亿元。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的严重发生不仅严重影响森林质量和系统功能的发挥，威胁国土生态安全，同时也影响到林农收入，制约林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发挥部门优势，积极开展林业与气象合作，做好林业有害生物生态灾害气象预测预警工作，对于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生态灾害、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林业和气象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相互合作的重要性，根据“协议”精神，积极探求加强合作的领域、机制和措施，取得更多的成果，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共同做出贡献。
二、及时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要认真贯彻“协议”精神，根据各地的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发展态势，充分利用简报、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信息渠道，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当地重大林业有害生物气象预警信息，提高预警信息的时效性，及时组织和指导林权所有者对林业有害生物进行预防和除治。
三、积极合作开展科学研究
要针对气候变化新形势下面临的新问题，明确合作研究方向和重点，组织协同攻关，努力研发林业有害生物气象预警信息产品，并积极联合申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近期要把气候变化与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规律、各季节主要气象灾害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暖冬、倒春寒、高温干旱、洪涝等）条件下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预警作为研究重点，并将建设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与气象预警系统研究纳入本地科技发展规划。同时，要学习借鉴国际预测预报和防灾减灾的先进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不断探索创新林业有害生物预警和气象服务的新途径。
四、建立健全合作机制
要定期联合播报林业有害生物气象预警信息；定期交换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灾害数据和相关气象资料；定期会商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灾害趋势情况；遇有突发灾害时召开工作协调会议。
各级林业和气象部门要迅速贯彻本通知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共同协商及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及时将通知中各项要求落到工作实处，并将贯彻情况及时报送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和中国气象局预测减灾司。


国家林业局（印） 中国气象局（印）



附件：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合作框架协议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
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合作框架协议

为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监测预报工作，提高监测预报的科学性、时效性和准确性，防灾减灾，保护森林资源和国土生态安全，为广大林农和社会公众服务，国家林业局和中国气象局遵照“信息共享、合作研究、优势互补、平等互利、联合发布、服务林农”的原则，合作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作，制订本合作框架协议。
一、合作目标
充分发挥各自部门的职能和优势，通过信息、人才、技术、发布平台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加强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技术合作研究，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监测预报，适时面向公众发布林业有害生物预警信息，为科学防治提供准确依据，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通过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积极带动各省、地、县级林业部门和气象部门开展合作，推广监测预报技术，提高我国的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水平，强化服务职能。
二、合作领域
（一）信息共享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渠道。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共享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和气象监测预测资料。具体共享方式及内容由双方指定的业务技术支撑单位共同商定。
（二）联合会商
组织对全国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趋势及成灾情况进行会商，做出监测预报并提出对策措施意见。
（三）共同发布
全国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年度预测以及受天气气候影响的林业有害生物灾害短期预警等监测预报预警信息，由双方共同署名，适时通过新闻媒体气象预报节目发布。具体发布时次及媒体另行议定。
（四）合作研究
双方组织人员主要就以下领域开展合作研究：
1、气候与林业有害生物发生的关系。
2、气候变化对林业有害生物分布及种群动态的影响。
3、异常气候条件与有害生物发生关系。
4、小区域气象与生产性短期预报。
三、合作方式
1、国家林业局指定森林病虫害防治总站、中国气象局指定国家气象中心为双方的业务技术支撑单位，负责协商有关单位具体落实本协议的各项合作事项，制订详细的合作计划，提出具体工作措施。
2、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推进合作的相关事宜；
3、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联合组织专题考察、调研；
4、对突发的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事件，联合开展监测预警分析，并根据具体情况形成决策服务报告联合上报；
5、积极筹措研究经费，共同申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6、采用多种形式，共同推动各级林业、气象部门之间的合作。
四、成果及产权
充分兼顾双方的权利及义务，获得的相关研究成果及产权由双方共享，比例依据贡献大小，协商确定。
以上条款，双方共同遵守。

国家林业局 中国气象局
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构建纠防超期羁押长效机制之思考
郑法才

[关键词] 纠防 超期羁押 机制 构建
[摘 要] 构建纠防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要从消除土壤、疏通出口上着手，树立公权穷尽后不能侵犯人权的观念。机制的构建包括供词排除、双重责任追究、羁押情形强制变更三个方面。

超期羁押是危害司法公正的“顽症”，是人权保护的拦路虎，为纠正和预防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公、检、法三机关作了长期的努力，但“边清边超”、“前清后超”的现象仍然存在，即使是历经2004年的大规模、强力度的纠防，超期羁押现象仍得不到根除，为此，构建纠防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超期羁押“屡清屡超”现象足以表明，其在司法实践中仍有生存的土壤。因此，构建纠防的长效机制，就应该从消除其生存土壤着手，并充分重视畅通纠防超期羁押的渠道。同时，谈及此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司法制度的重构问题，由于这又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所以本文的观点主要是现行司法制度构架下的措施。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们以为，这一机制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超期羁押供词排除制度
超期羁押能够长期存在，说明其有生存的土壤基础，从目前的状况看，其土壤基础主要在两方面：即现实的功利性和观念上的权力本位。本部分主要阐述现实中的功利性土壤问题。司法实践中有的案件在法定时间内拿不下供词、取不到充分的证据，通过超期羁押的手段可以获得法外时间而等待时机，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供词或其它证据，这种办法在司法实践中偶尔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破获了一些不主动坦白交代问题的案件，正是它有这种有利于惩罚犯罪的“功利”，加之对超期羁押行为处罚不力，使得人们明知这是违法而为之。这也是超期羁押成为“顽症”的一个主要原因，大量的超期羁押也是因此为借口而形成。所以，如果我们将超期羁押期间获取的供词作为不合法证据予以排除，超期羁押的惩罚犯罪的“功利性”也就自然消退，也就失去了土壤基础。
应该说，对超期羁押形成的供词予以排除是有充分的根据的。虽然我国还没有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世界各国的具体规则也不一样，用严禁的方法获取的证据并不就等同于排除范围[1]。但我们要建立长效机制去纠防超期羁押，对这样的供词予以排除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超期羁押是非法的，用超期羁押的方法获取供词应依法严禁也是具有法律依据的。由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并不就一定是要排除的证据，这就产生了一个排除的范围问题。一个国家将何种非法证据列入排除范围，实质上就是平衡控制犯罪与保护人权这对矛盾结果。从我们国家的实际看，“从重从快”的政策仍是控制犯罪的一个常用方针，因而，采用偏重控制犯罪价值取向仍将延续一个时期，但这并不影响将超期羁押的供词列入排除范围，这是因为，其一、超期羁押问题已成了司法公正的公害，是刑事诉讼的三大顽症之一。对此必须予以铲除，已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否则将危及司法的公信度；其二、超期羁押就意味着公权的穷尽，司法资源的过度使用，折射出了司法机关的一种无奈，就纯粹地从控制犯罪的价值出发，它的作用更多的是表现为能够“平民愤”，办案机关能够对“民愤”主体有个“安慰”，而对人们期待的破案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大量的超期羁存在就是有力的例证，否则使这一现象就不会演变成顽症。而将此期间的供词排除，则能使以破案为由的超期羁押得以消除，“民愤”也会因法律有规定而得到理性疏导。其三、国外立法也可借鉴。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经过不正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后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2]。
由此可见，对超期羁押期间所获取的供词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既不影响犯罪的控制，还将大推动人权的保护。我们认为，超期羁押供词排除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严把供词形成的时段关。一般来说，法院中立后，超期羁押的情形大多出现在拘留与逮捕期间，但在司法实践中，为了获取供词，在（公安）留置阶段、（公安、检察）传讯阶段也常出现无限期的留置和传讯情况，因此，在审核证据时，要严格核实留置、传讯、拘留、逮捕这四个阶段的法定时间，将法定时段与实际羁押的时间相对照，将供词形成的时间与法定的时段相对照，若发现供词的形成时间超出法定的时段，即应将供词列入排除范围之内。无论是否客观真实，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建立超期羁押供词警示清单。在检察机关内部，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准（决定）逮捕案件时，对案件材料中出现的超期羁押期间形成的供词要列入超期羁押供词警示清单，并将此清单抄送公诉部门，以便公诉部门在审查案件时及时发现违法证据，形成检察机关内部排除超期羁押供词的联动格局。检察机关在向人民法院移送公诉案件时，也要将此情况列出警示清单移送法院，形成检、法两家排除超期羁押供词的联动格局。
二、双重责任追究制度
即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和当事人的失职责任追究。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控制犯罪的需要，既使拿不下供词，也能产生羁押了就处罚了的认识效果，对平息群体性事态有时也有一定的延缓效果，同时还能模糊公安司法部门“定不了案”的责任，这实际上是“权力本位”观念外化于司法实践的表现[3]。由于这种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可以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权力本位”观念的作祟，造成办案单位、办案人员也就认为超期羁押了也无所谓，因而，要消除超期羁押的土壤还得改变这种无责可负的情形。这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我们以为，可从两个层面上构建责任追究制度：
1、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在办案人员中形成超期羁押无所谓的认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控制犯罪的形势需要、上级的意图。而因形势需要与上级意图出现的超期羁押更使得大家心安理得，从办案人员方来说，责任不在自己或者说责任不大，无所谓。从决策方来说，为了形势的需要，负领导责任，也无所谓。要从根本上消除“无所谓”状况，就要引入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制度，对被超期羁押的人作出经济赔偿、恢复有关名誉和待遇。通过国家赔偿责任的履行，把“无所谓”变成“有所畏”，使这些人不敢望法擅断。国家的严格赔偿责任应体现在两个方面：（1）只要一出现超期羁押，不问任何理由，均应无条件地履行赔偿责任。因为超期就是违法，违法就得承担责任，国家也不应该另外[4]。（2）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履行赔偿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有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在有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决定开庭审判”，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一个月以内宣判”。就造成人们认为公诉案件移送法院后法院有一个审查期的问题等。对这样一些有空可钻的问题，都不能因法律规定的不明确而就可以让超期羁押的理由有一席之地，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只能在法定期限之内解决。同时，作为一部法典，也不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规定的滴水不漏，这是任何一部法典都是无法作到的，如果把规定不了的责任都推向被告人，这无疑是人权保护的倒退。因此，对所谓不明确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应然的。
2、承办人的失职责任。这包括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两个方面。由于工作不负责任，为防止超期羁押设立的各种制度得不到遵守，造成超期羁押的，要对责任人追究责任，这包括经济的、行政的、刑事的责任，使相关人员确实感受到超期羁押不是无所谓的事情。而对滥用职权，故意设置事端，造成超期羁押的，无论是否出于个人目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造成有10天以上超期羁押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使滥权者不敢为。
三、羁押情形强制变更制度
建立防止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除了要从土壤上消除其根基外，还要重视疏通出口，没有出口，就会造成堵塞，必将引发反复。而疏通出口的关键就是要使超期羁押的情形得到依法强制变更。要实现这种变更，是有充分的依据的，关键是如何设计制度。
1、关于依据。（1）司法理念依据。超期羁押是公安司法机关在法定期限内穷尽了法定的公权资源后仍没有达到诉讼预期的产物，它是要用法外的时间继续行使司法权能，它的后果是非法剥夺了公民的权利。所以超期羁押的实质就是穷尽公权后侵害人权。我们以为 ：公权穷尽后不能否因控制犯罪的需要去侵犯公民人权。这是因为，对
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实质上也是对所有社会成员基本权利提供的保障，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犯罪，而他们实际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当公权得以穷尽而仍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时，若公权仍可滥用，这就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有效保障，都随时有受到膨胀了的公权的侵犯，在这种状态下，建立和谐社会是不可能的[5]。因此，法定的公权穷尽后应让位于人权，只有树立了这样的司法理念，超期羁押的消除才具有坚实的理性基础。（2）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不能在本法规定的期限内办结的，可以取保侯审或监视居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这至少表明，超期羁押人员的应该解除羁押法律依据是充分的，而问题的症结是如何依法解除 。
2、关于制度设计。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明确，解除超期羁押的依据是充分的，关键是如何去解除，所以制度设计成了防止超期羁押的关键。看守所工作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看守所对人犯的法定羁押期限即将到期而案件又尚未审理终结的，应当及时通知办案机关迅速审结，超过法定羁押期限的，应当将情况报告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监所检察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看守所超期羁押情况进行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2003、9、24通过）》规定（下称9、24规定），检察长对于确属超期羁押的，应当作出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这就表明，疏通出口的重要责任在于检察机关。
我们以为，“9、24规定”既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在体现，又有很大的片面性，即其规定仅适用于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是与法律监督职责相悖的，这种规定是检察机关“洁身自好” 的狭隘心态反映，因为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的监督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全部的而不是内部的。羁押是建立在依法的基础上的，检察机关作为超期羁押的监督者，对全部的非法羁押行为进行监督是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应有之义，也只有这样，监督职责才有顺利履行的保障。
根据看守所工作条例的规定，看守所对即将到期的案件应建立案件催办制度，通知办案单位及时办结案件。对法定期内不能办结的，即向检察机关报告。这也表明，对超期羁押该作如何处置的最后决断权在检察机关。
所以，根据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责和看守所的羁押职责，强制措施强制变更的制度设计，应汲取“9、24”规定所体现出的合理内核，即检察机关对超期羁押的，无论是否自行侦查的案件，都应作出解除超期羁押的决定。具体的程序可作如此设计：（1）检察机关发现后，即应立即向办案单位发出立即解除超期羁押的检察建议；（2）办案单位在3天内仍不解除的，检察机关应立即作出解除超期羁押决定并同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交办案单位执行。若不执行，则按双重责任追究制度追究责任。

［参考文献］
［１］［２］郑旭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８５．１９９．
［３］［４］［５］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导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６３．１０３．１０４．


作者单位　　　　　江西省上高县检察院　　　　　　　　　　 邮编　 ３３６４０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