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独立责任之我见

王红良*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法人独立责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标志，法人人格独立导致法人责任独立。然而，从现行立法背景、各国立法等各方面来看，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法人独立责任，只是股东有限责任才导致了公司这一越来越重要的法人形态的责任独立。更确切地说，团体是否独立承担责任取决于其成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与团体是否具有独立人格并不具有必然联系。
关键字：法人独立责任 法人独立人格 股东有限责任 公司 合伙
Study On Legal Person’s Independent Liability
Wang Hongliang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legal personality causes the legal person’s liability independent from its members. However ,analysing from the legislation background , other countries’ legislation ,this viewpoint is unfounded.In fact ,not all types of legal persons can take liability independently .Exactly saying ,whether an association can take liability independently is decided by whether its members take limited liability , not the association’s personality.
Key words: independent liability legal personality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partnership

一、问题之提出
《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第三十七条更进一步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据此，能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成为法人的一个实质要件。学者在论述法人的构成要件时也多持此种观点。“团体之是否具有人格最终取决于它是否独立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最终表现为它是否独立承担责任。独立名称、独立意思、独立财产、独立责任是团体独立人格的四大要素．．．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两根基本支柱，两独立责任是独立财产的最终表现。在我国法人制度实践中也往往把是否独立承担责任视为一个团体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的最终标准”。[1]
然而，基本对现行立法背景、各国立法的考察，本文认为法人人格独立并不能导致责任独立。
二、现行立法背景之考究
在距离《民法通则》正式颁布最近的一个学者草案《民法草案（第四稿）》中，在规定法人成立条件的第三十三条中并没有法人独立责任的相关表述。但在《民法通则》颁布前，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毫无疑问，此时的《民法通则》需要为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上依据，仅仅因为国家不属于民事主体就否认两者之间的联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使国家从企业复杂的民事关系中彻底解脱出来。对此，《民法通则》的起草者有了深刻的说明：“设立法人制度，尤其是国营企业设立法人制度，它的落脚点是让国营企业自负盈亏，也就是国家不对国营企业所欠的债务承担责任，让企业自己来承担责任。赔不起，那就破产。国营企业的核心问题，就是把国家和企业的责任分开了”[2]，“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主要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国家不承担法人的特别是国营企业法人的财产责任。第二是指定的主管机关或者它的从属单位不承担它的财产责任。第三是它的成员不承担责任”[3]。更为重要的是，财产责任关系的前提是财产所有关系的清晰。在当时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产关系尚未理清、企业性质尚未确定又无《公司法》等商事法的情况下，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制度前提没有解决，《民法通则》欲建立现代法人制度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4]
于是，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民法通则》的起草者通过对公司法理论的借鉴，将内容相近的股东有限责任进行模糊化处理和转换术语使其摇身一变成了内容全新但内涵不甚清晰的法人独立责任理论。至此，公司法上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变成了法人独立责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人独立责任制度是股东有限责任制度的投影和扩张”[5]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
三、法人独立责任立法基础之缺失
上述事实表明，法人独立责任在我国的产生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缺乏法理依据的支撑。事实上，世界上也几乎没有一个立法例肯定法人独立责任。
（一）英国和美国
在英国法上，19世纪末的Salomon v. Salomon&Co.一案完全确立了公司的法人资格。[6]根据其成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公司被划分为无限责任公司（unlimited company）和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company) [7]：无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以出资额或拥有股份为限承担责任。因此在英国，即使是拥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也不一定独立承担责任。与此相似，合伙虽然不拥有法人资格（苏格兰地区例外），但合伙成员也不一定承担无限责任。在英国，合伙分为普通合伙(general partnership)和有限合伙(limited partnership)两类。普通合伙的成员需对合伙债务负连带责任，而有限合伙的成员的责任与有限责任公司成员责任类似，仅以自己的出资为限。可见，在英国法人并不当然独立承担责任，非法人（合伙）成员也不必然对团体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美国早期法律沿袭英国普通法之传统，只规定了公司的法人资格而将合伙排除在法人之外。但自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RULPA）第二次修正之后，①合伙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法律开始承认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的独立人格。继此之后，1994年《修正版统一合伙法》（RUPA）出台之后，其201（a）明确规定：合伙是不同于合伙人之实体。②普通合伙的之独立人格得到进一步确认。因此，在美国虽然公司、合伙都具有法人资格，但普通合伙之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之普通合伙人仍然须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换言之法人并不都能独立承担责任。
（二）德国、日本和法国
《德国商法典》最初规定了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四种公司形式，其后出于政治控制的目的，又以单行法的形式对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作了特别规定，并赋予其法人资格。因此，在德国法上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并不具有法人资格。但事实上，德国法院却在慢慢修正这一原则：“从大量法院判决来看，无限公司、两合公司都应该最终被作为法人来理解”。[8]因为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真的承担无限责任，那么就成为设立这样的社团和吸收新社员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另外，从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出来的股份两合公司是一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但也并未完全实现公司责任独立，至少有一名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③因此，德国学者认为“对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来说，有限责任是公司具有法律人格的当然结果，但不是必然结果”[9]， “法人以其自有资产承担有限责任不应是法人概念之标志”。[10]
《法国民法典》第一八四二条规定：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同时，《法国商事公司法》第二十三又规定：简单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具有合股公司股东的地位。有限责任股东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股东不得以技艺出资。因此，在法国法上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须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日本民法典》在一般法人之立法模式上基本采取了德国模式，但《日本商法典》在公司性质这个问题上却基本采取了法国模式。《日本商法典》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司分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为法人。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无限公司）公司财产不能偿还公司债务时，各股东负连带清偿责任。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公司的组织）两合公司由有限责任股东与无限责任股东组成。可见日本也没有将法人责任形态限制在独立责任内。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例都未肯定法人独立责任理论，相反，不仅法人成员可能承担连带责任，非法人团体成员也有可能承担有限责任。即使是在规定非法人团体承担无限责任的国家，司法实践也在慢慢修改这一成文法原则。事实上，根据学者考证，法人责任形态包括了独立责任、半独立责任、非独立责任、补充型责任等多种形态。[11]
四、法人独立责任再认识
如上所述，法人责任形态并不限于独立责任，人格独立并不能产生责任独立。本文认为，法人独立责任渊源于股东有限责任。
（一）法人人格与责任能力之关系
所谓人格，又称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据以充当民事主体，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资格。[12]“它是法律认可或赋予法律主体胜任某项活动的主观性条件，是一种法律主体本身所蕴涵的，待于具体实现的可能范围。它并不是界定是否主体问题，而是在主体地位确定后解决该主体具有何种特性处于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问题”。[13]所谓责任能力，是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14]“它描画民事主体因参与违背法意志并受其否定的事实关系，应承担不利后果的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承担责任的资格”。[15]
人格与责任能力之间的关系，传统民法理论从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出发，认为“自己责任”应为人格的决定因素，并进而导出法人人格独立导致法人责任独立。本文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是近代民法基于人格的伦理性基础，旨在强化对人的尊重和鼓励而提出的法律原则，并非伴随人格而产生的必然要求。“自己责任”凸显和强化了主体人格之存在，昭示其作为人之存在价值、尊严和理性。但法人人格则根本不同：法人本体是无血肉的团体，其人格完全是法律出于便利交易或其他目的的拟制，并不涉及人之存在价值、尊严与理性。因此，不能基于自然人的“自己责任”原则进而认为法人人格独立导致法人责任独立。
事实上，法人制度长期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古罗马、中世纪的团体虽然都具有法人格，但却不能导致其责任的独立。即使是作为现代公司直接渊源的早期特许公司也未实现责任独立，因为它不仅要靠会员之会费，而且同样依靠费用摊派的手段补充开销甚至亏损。16世纪后，合股公司成为特许公司的主要形态，且特许状关于法人人格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了公司名称、目的、共同印章、诉与被诉、拥有财产以及用继存续等，即使是这样，法人成员还是摆脱不了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英国冒险人商行及其成员1671年因为其公司历来存有的向成员征收费用的惯例而被债权人连带地告上法庭。而在Salmon V. Hamburgh Company一案中，法庭判决认为：如果公司无力支付而又无特许状免除其征收之权利时，则公司管理人员应当向成员征收足够满足公司债务的款额，否则将受到蔑视法庭罪之惩处。[16]可见，法人人格与法人责任能力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谁决定谁的关系。
（二）法人责任形态之决定因素——法人制度之价值
所谓价值，就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价值属于主观范畴，追求何种价值不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是由主体基于各种考虑而人为设定的。 法律制度均有其价值，其反映的是人们设计这一制度的根本用意。人们制定某制度，必然受其所追求的价值定位即有用性目标的支配，有什么样目标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法人责任形态同样取决于法人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一般认为，法人制度有两个层面的价值：一是民商事价值，反映了团体在社会生活和商品经济中的作用和客观规律，是各国法人制度均具有的功能。此价值正是催生法人制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各国基于本国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政策，赋予法人制度特殊的政治功能，如德国民法典制定时赋予法人制度的实施监控团体之政治功能。民法具有中立的性格，其承担的是社会功能而非政治功能，其法人制度亦是如此。法人制度的民商事价值确定地反映了承担社会功能的法人制度的有用性，是我们探求法人责任形态的钥匙。[17]
从历史上看，法人制度是基于便利交易之需而产生的，便利交易和分散风险是其民商事价值的基本内容。因为只有承认团体的主体地位，交易相对人才可直接对该团体追究责任，而不论产生违约和侵权的具体行为人是谁，只要依团体名义、代表团体而实施的行为，均由该团体直接承担责任，这极大的提高了交易效率并保障了交易安全。因此，有学者认为法人理念之意义在于：使团体成为权利义务的驻足集散点 [18]，使众多成员能以团体名义对外行为，将自然人众多的复杂法律关系简化为一个法律关系，从而便利交易之进行；“法人与其说是一件事物，不如说更近于一种方法” [19]，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法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想象空间中为团体法律关系的整体化处理找到一个支点”。[20]至于分散风险，这是团体与生俱来的功能，因为无论其成员是否承担有限责任，它至少将一人承担的风险转由多人承担。
由此可见，法人责任形态完全是对如何实现便利交易和分散风险所作出的选择。只要能实现这一价值目标，那么无论采取何种责任形态都是不为过的，独立责任如此非独立责任亦不例外。这也从侧面说明法人责任形态应该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独立责任。
（三）法人独立责任渊源于股东有限责任
所谓股东有限责任，是指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股东有限责任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股东原则上不对公司债务承担个人责任，除了自己承诺出资的数额外，股东不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公司亦不对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责任[21]。作为人类为了商事活动而进行的法律上的最伟大的发明，股东有限责任可以与蒸汽机的发明相提并论。利益与风险并存是商事经营与生俱来的结果。在承担无限责任下，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一旦经营失败往往导致股东倾家荡产，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投资特别是高风险行业的热情。但在承担有限责任下，股东只以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这使人们对投资失败的后果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人们控制投资也就控制了损失，在公司赢利前景看好的情况了还可以加大投资，较好地解决了投资利益与投资风险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学者认为，有限责任制度的核心是在公司和拥有公司的股东之间划了一道明显的界限，股东只是单纯的投资者，它无须对公司的债务承担除了其投资之外的进一步责任。[22]
在论述股东有限责任与法人独立责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有学者认为“公司独立承担责任，进而推导出股东对公司无直接的责任，即所谓股东有限责任”。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是本末倒置。事实上，是股东有限责任推动了公司这一越来越重要的法人形态责任的独立。
从股东有限责任发展历史来看，工业革命之后，无限责任的弊端日益暴露，已经不能适应投资者的需求。为了鼓励和保护投资者，通过不断的立法尝试和实践，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首次规定了股东有限责任，其后股东有限责任迅速发展成为各国公司法的基石。通过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责任与股东责任分离，其结果就是公司责任走向独立，因此公司独立责任只是股东有限责任效果的反射。
诚如学者所云，“法人责任的独立，没有因其人格的享有而必然实现，即便长期法人人格发展的历史也没有能够实现起责任的独立。反之，却是另一原本与法人人格并不相干，并在法人人格已发展了多个世纪之后最终形成的股东有限责任原则，才实现了公司这一越来越重要的法人形态的责任独立。而且，公司法人所享有的独立责任，不仅之前不能仅凭人格而获得，之后也还要继续凭借股东有限责任来支撑，离开或抽去股东有限责任的支持，法人独立责任将荡然无存”。[23]
五、结语
法律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因此法律必须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发展。法学理论之价值在于探寻真实，为法律发展的连续性提供智识理性的保障。在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须独立承担责任已成当然之理的今天，可以说，法人独立责任已经失去了它存在和发展之基础。

参考文献：
[1] 江平.法人制度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32
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


杭州市人民调解条例

(2005年9月28日杭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5年11月18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加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提高人民调解质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根据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杭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人民调解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社会公德，通过说服教育和劝导协商的方法，在当事人双方自愿平等和互相谅解的基础上，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第四条人民调解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

（二）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三）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条杭州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指导全市人民调解工作，区、县（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本辖区内的人民调解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司法所、司法助理员负责。

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第六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培训和表彰经费应当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并根据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设立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提供。

第二章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八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第九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是：

（一）调解民间纠纷，防止民间纠纷激化；

（二）排查民间纠纷，预防民间纠纷发生；

（三）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四）向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的情况。

第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采用下列形式设立：

（一）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三）由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四）根据需要由区域性、行业性组织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主任、副主任在委员中推举产生。

多民族居住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少数民族的成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有女性委员。

第十二条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成员或者企业事业单位有关负责人兼任的以外，由本村民区、居民区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众选举产生。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乡镇、街道司法所聘任。

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设立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聘任。

第十三条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由下列人员担任：

（一）本乡镇、街道辖区内设立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二）本乡镇、街道的司法助理员；

（三）在本乡镇、街道辖区内居住的，懂法律、有专长、威望高、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志愿人员。

第十四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应当向所在地乡镇、街道司法所备案；乡镇、街道、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应当向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经设立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同意，可以聘任调解员和调解信息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调解员，统称人民调解员。

调解信息员负责在本辖区内收集和向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民间纠纷的情况。

第十六条担任人民调解员应当是成年公民，并具备以下条件：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

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第十七条人民调解员不能任职时，应当由原选举或聘任单位和组织另行补选或聘任。

人民调解员严重失职或者违法乱纪的，由原选举或聘任单位和组织撤换。

第十八条人民调解员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徇私舞弊；

（二）不得压制、打击报复当事人；

（三）不得侮辱当事人；

（四）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

（五）不得吃请受礼。

第十九条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民间纠纷，受到非法干涉、打击报复的，可以请求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保护。

第二十条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诚实守信，廉洁自律。

第三章民间纠纷的受理

第二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第二十二条民间纠纷由纠纷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了的民间纠纷和跨地区、跨单位的民间纠纷，由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调解，或者由相关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调解。

第二十三条民间纠纷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书面或者口头调解申请。

人民调解委员会收到申请，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及时受理登记，并通知当事人：

（一）纠纷当事人一方或者多方提出了具体的请求、事实和依据；

（二）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民间纠纷的范围。

人民调解委员会认为当事人的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请有关行政机关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

第二十四条对人民法院或者其他单位转告、群众告知、人民调解员自己得知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范围的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主动调解，但纠纷当事人表示异议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

（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案件；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的纠纷案件。

第四章民间纠纷的调解

第二十六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了解纠纷事实。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查了解纠纷事实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审阅纠纷当事人的申请材料；

（二）听取纠纷当事人的陈述和要求；

（三）走访知情人和有关单位；

（四）察看有关物品和现场；

（五）查阅有关书面材料、资料；

（六）其他依法可采用的调查了解方式。

第二十七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指定一名调解主持人，根据需要可以指定若干人民调解员或者由纠纷双方当事人选定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

第二十八条人民调解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纠纷当事人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其回避：

（一）与本纠纷有利害关系；

（二）与本纠纷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纠纷的公正调解的。

第二十九条纠纷当事人可以在调解开始时提出回避申请，回避事由在调解开始后知道的，也可以在签订调解协议前提出。

纠纷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员提出回避要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调换。

第三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一般在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根据需要也可以在便利纠纷当事人的其他场所进行。

第三十一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一般不公开进行。根据需要并征得纠纷当事人同意也可以公开进行，允许纠纷当事人的亲属、邻居和所在地（所在单位）群众旁听。

第三十二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参加，被邀请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三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纠纷前，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告知纠纷当事人人民调解的性质、原则、效力，以及纠纷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三十四条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民间纠纷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决定实行简易调解或者庭式调解。

对主要纠纷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纠纷，实行简易调解。

对主要纠纷事实复杂、争议较大的纠纷，实行庭式调解。

第三十五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简易调解的，由一名人民调解员主持，可以即时就地调解，对纠纷当事人进行疏导，促使纠纷当事人化解纠纷，达成口头或者书面调解协议。

第三十六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庭式调解的，可以由三名以上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在调查了解纠纷事实和收集必要证据的基础上，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由调解主持人核对纠纷当事人和代理人身份，告知回避事项、权利义务和注意事项，并询问纠纷当事人是否自愿参加调解和申请回避；

（二）由纠纷当事人陈述纠纷的起因、经过、请求及其理由；

（三）询问纠纷当事人和证人，并出示和核对有关证据；

（四）对纠纷当事人进行疏导教育；

（五）协商和解方案；

（六）宣布调解结论。

第三十七条对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向纠纷当事人宣布调解协议；对调解不成或者终止调解的，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对可以由人民法院或者其他部门处理的纠纷，应当告知其处理途径；对有可能激化的纠纷，应当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

第三十八条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简易调解的，可以不制作笔录，但要记录调解结论；实行庭式调解的，应当制作调解笔录。调解结论和调解笔录应当由调解人员和纠纷当事人签名。

第三十九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调结。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在一个月内调结的，经纠纷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继续调解。

第四十条在人民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委托特别授权的代理人提出申请、参加调解和订立人民调解协议；

（二）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三）要求有关调解人员回避；

（四）不受压制强迫，表达真实意愿，提出合理要求；

（五）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四十一条在人民调解活动中，纠纷当事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二）遵守调解规则；

（三）不得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人民调解协议。

第五章人民调解协议及其履行

第四十二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的民间纠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而不能即时履行的，或者纠纷当事人要求订立书面人民调解协议的，应当订立书面人民调解协议。

第四十三条参加订立人民调解协议的纠纷当事人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十四条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纠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有委托代理人的，应当写明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代理权限；

（二）纠纷简要事实、争议事项；

（三）纠纷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人民调解协议书应当由参加调解的纠纷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调解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

人民调解协议书由纠纷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有委托代理人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也应送达委托代理人。

第四十五条纠纷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人民调解协议。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适时进行回访，并就履行情况做好记录。

具有债权内容的调解协议，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人可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四十六条纠纷当事人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纠纷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做好纠纷当事人的工作，督促其履行；

（二）纠纷当事人一致同意修改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再次调解，变更调解协议内容；也可以撤销原调解协议，达成新的调解协议；

（三）对经督促未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告知纠纷当事人可以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变更、撤销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十七条对纠纷当事人因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承办该纠纷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人民法院的要求应当配合对该案件的审判工作。

第六章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第四十八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成绩显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予以表彰和奖励；

（二）督促、帮助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制度；

（三）总结交流人民调解工作经验，调查研究民间纠纷的特点和规律，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改进工作；

（四）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

（五）重视和加强乡镇、街道司法所的建设，提高司法所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水平；

（六）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调和配合。

第四十九条乡镇、街道司法所、司法助理员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解答人民调解委员会就人民调解工作有关问题提出的咨询；

（二）解答、处理纠纷当事人就人民调解工作有关问题提出的咨询和投诉；

（三）应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请求或者根据需要，协助、参与民间纠纷的调解活动；

（四）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检查，发现违背法律、法规的，应当提出纠正建议；

（五）检查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防止纠纷激化工作，了解各单位、各地区的纠纷特点和信息，建立高效、及时的纠纷社情报告制度。

第五十条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落实以下具体措施，指导人民调解工作：

（一）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调解协议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变更、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应当以适当方式告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

（二）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自愿原则，强迫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司法行政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的建议；

（三）定期选派法官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培训人民调解员，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四）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一条法人之间、其他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