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价值分析

孟琳


　　【摘要】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这些规定较好地体现了保留死刑但又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也符合当今世界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
　
　　但是，刑法典颁布实施不到两年，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浪潮的冲击，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为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起，不断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条例、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不但增设了许多新罪名，而且加重了对许多犯罪的处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许多犯罪增设了死刑。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二）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适用死刑的评析

　　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现行刑法对上述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最高刑均规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且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或一定经济制度，而非人身权或国家安全等其它客体。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基于以下理由：

　　1.从刑罚的作用看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1）从罪行均衡原则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刑罚一方面要与罪行（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决定）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刑事责任（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相适应。也就是说，刑罚既要与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前一相适应是报应刑的要求，后一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这就是罪行均衡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刑罚的配置必须符合正当性。即要求刑法所剥夺的犯罪人的权益与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权益大致相当。因此，死刑只有适用于所侵犯的权益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邱兴隆教授也提出：“中国刑法应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的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的死刑都应废除。”

　　（2）从功利主义立场分析

　　功利主义认为对罪犯适用刑罚的着眼点不应是罪犯过去的行为，而应是预防未来犯罪的需要。例如贝卡利亚主张，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对罪犯适用刑罚的正当根据，国家预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来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适用刑罚的合理限度。这就是说在刑罚上坚持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经济型犯罪的犯罪意图是获取财产。因此，由经济犯罪的特征所决定，对之适用死刑难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

　　（3）从刑罚的谦抑思想分析

　　刑罚的谦抑性，可以概括为为两方面属性——刑罚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刑罚的必要性是指，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阶段，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是处于消极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经济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时，才不得已用之；刑罚的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根据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责任方法体系中，刑罚只具有“最后”的价值意义。 理性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用刑罚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手段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保护。 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引起的。因此，与其对此类犯罪主体处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

　　（4）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经济分析

　　从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死刑成本必须大于或等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时才能体现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一个国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获得的收益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民众赋予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例如在美国，判处一个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费500万美元。从开始起诉到最后判决，平均是10年。 在我国，这种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不足。

　　（5）从人道主义分析

　　刑罚的人道性产生于刑罚与法律价值之一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关系之中，作为法律价值的个人自由是广义上的个人权利实现的自由，刑罚不能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我们手中操宰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经常都被迫需要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行使权力。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是我们要求行为人为其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仅要扪心自问，许许多多性质模糊、结论两可甚至多可的案件经过专家学者门许许多多的争论仍无法求取共识，我们又是凭什么一锤定音而对之生杀予夺呢？细细想来良心上会不寒而栗！” 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2.从实践角度看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刑罚

　　（1）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强

　　我国从1979 年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设死刑是重刑主义、死刑万能思想的体现，而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终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来，尽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污贿赂罪等各类经济犯罪的案发率始终高居不下，新型经济犯罪不断出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发生，涉案数额也不断增大。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总体上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死刑的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11个国家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条款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 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经济犯罪并不比我国突出。且在起初废除死刑的时候，犯罪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贯彻实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
市政府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发布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结合本市情况，对实施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应由房屋所有人持有关证件亲自向房屋所在区、县房地产管理机关（以下简称房管机关）办理。登记的姓名须与户口簿的姓名一致，不得以别名、化名或他人名义登记。
房屋所有人因故不能亲自办理登记的，可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房屋所有人出具的委托书，须经本人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证明；不在本市居住的房屋所有人出具的委托书，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在国外或港、澳、台居住的房屋所有人出具的委托书，须经本市公证处公证。
二、房屋所有权转移（包括买卖、继承、赠与、交换、析产等）、现状变更（包括改建、扩建、拆除等）和新建房屋，房屋所有人须自转移或竣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所在区、县房管机关申请所有权登记，换领或领取房屋所有权证。
三、房屋所有人因故不能按期办理所有权登记的，可以申请缓期登记。凡无正当理由不按期登记的，逾期每满一个月，处以相当房屋所值千分之五的罚款。
四、个人购买城市私有房屋，必须以自用为目的；必须有本市常住户口。如所购房屋是出租房，须由购房人妥善安置原租住人，一时不能安置的，须与原租住人建立租赁关系。
在城市私有房屋的买卖中，不得高价买卖，严禁倒买倒卖或居间牟利等非法活动。违者，没收非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处以非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
五、受赠私有房屋，除经市人民政府特许者外，受赠人须有本市常住户口。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受赠城市私有房屋，须经市房地产管理局审查批准。
六、个人承租城市私有房屋，须有本市常住户口。租赁双方须签订租赁合同，并向所在地房管机关备案。
房屋租金不应过高，由租赁双方参照《北京市私有房屋租金标准》商定。出租人除分月收取当月租金外，不得收取押租或索取额外的财物。
禁止高租或变相高租。违者，没收非法所得，并视情节轻重处以非法所得二倍以下的罚款。
租赁一方对房屋租金有异议要求增减时，在新租金议定前，仍按原合同规定执行，不得拖欠或拒收。
七、承租人应按照租赁合同所定的用途，使用承租的房屋。如变更用途、拆改房屋、增设或改装设备，必须事先征得出租人同意，并签订协议。因承租人的过失造成房屋或设备损坏的，由承租人负责修复或赔偿。
八、出租人因住房困难确需收回出租房屋自住时，须提前六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应另找住房，其所在单位应予协助解决。在承租人未找到住房时，出租人不得强撵承租人搬家。承租人承租的房屋无正当理由闲置不用达三个月或住房宽裕的，应将所承租的全部或部分房屋退给出租人
。
对迁移确有实际困难或迁移后影响居民生活的工商企业和文教福利事业单位承租的房屋，可由承租单位商得出租人同意，另以适当房屋安置出租人，留购原承租的房屋。
承租人退租时，应在一个月前通知出租人。
出租人强撵承租人搬家或借口自住收回房屋实非自住时，承租人有权迁回继续住用，并有权要求出租人赔偿所蒙受的经济损失。
九、出租房屋被征用拆除，出租人住房有困难，有权要求用地单位给予适当安置。
私有房屋所有人住房确有困难的，有权向所在单位申请增加适当住房。
十、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不得购、租或变相购、租城市私有房屋。如因特殊需要必须购、租时，其所购、租的房屋在城区及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近郊区的，必须经市房地产管理局审查批准，在远郊区的，必须经房屋所在区、县人民政府
审查批准。未经批准，擅自购买或变相购买的，处买方以房价一倍、卖方以房价百分之五十的罚款；擅自租用或变相租用的，处承租人以年租金额一倍、出租人以年租金额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其购、租关系是否成立，由上述审批机关视具体情节决定。
十一、房屋所有人应及时修缮房屋，保障住用安全。如因拖延不修，造成坍塌事故，致使他人人身、财产遭受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
分属两个或两个以上所有人的同一结构的房屋，其结构和共用设施的修缮由有关房屋所有人共同负责，修缮费用合理分担，不得互相推诿。
承租人应协助出租人检查、修缮所承租的房屋。出租人对出租房屋确实无力修缮的，可与承租人协商，由承租人垫款修缮；出租人如不在本市，或拖延不修的，经所在地房管机关勘察，确需修缮的，可由承租人代修。修房的垫款和代修的费用，可以扣抵房屋租金或由出租人分期偿还。
承租人也确实无力修缮的，可以申请所在单位给予资助。
十二、区、县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对有倒塌危险的城市私有房屋，要督促房屋所有人及时修缮。对拖延不修的，应责令限期修缮。必要时，可指定有关部门代修，所需费用由房屋所有人承担。
十三、城市私有房屋修缮所需材料，由区、县物资、商业等部门负责统筹安排，组织供应。
十四、以上规定的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由所在区、县房管机关决定、执行。
受处罚的单位或个人对区、县房管机关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于收到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市房管机关申请复议；逾期不申请复议的，即按原决定执行。
十五、因所有权、租赁、使用、修缮等问题发生纠纷时，当事人双方均可向房屋所在地的街道组织或房管机关申请调解，也可直接诉请人民法院处理。
十六、凡属落实私有房屋政策范围的问题，按照市人民政府有关落实私房政策的规定处理。
十七、城市土地属于国有。私有房屋所有人对房屋所占的房基地只有使用权，不得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未经房管机关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十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五八年颁发的《北京市私有房屋暂行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1984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