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人的载体，人是社会的影像，不同的生活场域塑造着不同样态的人，而不同样态的人又归属于不同的生活场域，因此，政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政治人”，法治社会塑造并需要的是“法律人”。由于法治社会奉行着一套与政治社会迥然相异的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所以法治状态下的法律人便与政治状态下的“政治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政治社会起步逐渐向法治社会迈进的国家来说，注意消除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并最大限度地使之以“法律人”模式来设计各种制度则是法治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政治社会中“政治人”

　　“政治人”是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社会是一种以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以政治为治理手段，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该种社会所塑造出来的人便是“政治人”。政治性是“政治人”的本质规定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整体利益至上

　　维护整体利益是一个政治社会中的最大政治。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人”把整体利益视为本体，把个体利益视为派生，认为个体的利益、幸福来源于整体的利益与幸福。他们把整体利益的满足视为处理问题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利益常常被否定或被迫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在整个社会中不存在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分野，公共空间完全吞噬了私人领域。古希腊的城邦社会是人类早期典型的政治型社会，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人做了“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的描述。①在古希腊人的眼里，不关心、不参与城邦公共事务就不能称其为人。城邦被视为整体，公民被视为城邦的一部分，公民的财产、家庭、利益、价值、荣誉、希望，乃至生命和灵魂都属于城邦，公民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城邦。②

　　(二)个体甘于牺牲与奉献

　　如前所述，在政治社会中整体利益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整体的这种地位的获得则需要个体的牺牲和奉献来实现。在政治社会中，个体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整体被视为个体自己的整体，因此，个体向整体奉献和牺牲并不是向别人奉献和牺牲，而是变相地向自己奉献和牺牲。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创生出的人民主权国家便是政治型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它强调“公意”的绝对至上性，强调服从公意就是服从自己，信奉“每个人既然是向全体奉献出自己，他就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而且既然从任何一个结合者那里，人们都可以获得自己本身所让渡给他的同样的权利，所以人们就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③由此而言，这种政治人形象还浮现于罗马共和时代。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其政治性虽然没有希腊城邦时代那样的“浓度”，但它仍然奉行整体主义，国家利益具有绝对的至上性，义务本位仍然是这一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人的影像表现为公民要承担众多无偿的公役。罗马的所有公共事务几乎由公民们以自己的“力”和“钱”承担，他们通过牺牲自己来换取罗马的辉煌。④

　　(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

　　为了保证整体利益以及这种政治性的实现，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机制竭力塑造其特有的利他、爱国、兴邦、忠君的政治文化与道德精神，强调“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品质，高扬“干一行，爱一行”、“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的“螺丝钉精神”，其目的在于使公民“脱俗”，即摆脱私欲，抛弃亲情伦理的束缚，而投身于整体的政治事业之中。因此，在政治社会中通常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不允许伤害整体利益的“异端邪说”的存在。

　　通过以上对政治社会与政治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社会和政治人的特点在于它们都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即重视社会的总体价值而忽视或排斥个体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⑤它们都强调公域和公益相对于私域和私益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具有先验的优先性，强调在公域面前私域的非独立性。它们都坚持公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强调在公共利益面前个人没有与国家协商的资格和提出条件的可能性。

　　二、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

　　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取得了卓著成就。这些成就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即在经济上不断推进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不断推进依法治国。二者又相辅相成，市场经济为法治提供多元、平等的社会氛围，法治又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宪法原则。欲构建一个法治国家，必须在法律上预设出一个与法治相吻合的“法律人”模式。也就是说，舍弃原有的“政治人”形象从而实现“法律人”形象的塑造，对于一个脱胎于政治社会而欲实现法治的国家来说，是重中之重的大事。笔者认为，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人”应该具有以下形象。⑥

　　首先，法律人应该是“自利人”。既然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建立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财富的增值，因此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人应该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经济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普遍的心理特征，也是人性的最一般的表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正是在每个人谋求自身正当利益的过程中，社会才实现了发展和进步。法律必须承认和保护人的这种天性，它所禁止的应该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即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因此，法律中所要求的人不是“大公无私”的“政治人”，而是珍惜自己权利、敢于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人。

　　其次，法律人应该是“一般人”。法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无差别地适用规则，而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则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将方方面面的人纳入到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法治所关照的注定不是个别人，而是多数人。既然如此，能够适用于多数人的标准较之只适用于少数人的标准便大为降低，因此，法治不要求人必须具有高超的政治觉悟或较高的道德素质。“法律人”是一种与“一心为公”的政治人相区别的低品味人。借用中国儒家对人的分类，法治视野中的人更多的是“小人”，而不是“君子”。

　　最后，法律人应该是“自治人”。如前所述，法治是依托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自由和自治，它强调当事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因此，法治承认每个人都是自治的个体，强调自己主宰自己。因此，法律人强调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分野，强调个人与国家的适度分离。所以，法律人是一种与强调一切都奉献给国家、唯国家意志马首是瞻的“政治人”相区别的“自治人”。

　　三、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政治人”影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官本位”政治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建立了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一元化的社会。20世纪70年代末已降的中国改革，就社会治理方式而言，实际上是一场逐渐褪去政治化，逐渐实现法治化的历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成就显著，法治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我们的法治毕竟脱胎于原有的政治社会，旧的制度可以一日废弃，旧的观念却很难一日扫除。时至今日，某些政治思维与逻辑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立法者的思维，因此法律中仍然残留着某种“政治人”的影像。

　　(一)“大公无私人”的影像

　　这种大公无私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民法的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的取得制度中。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10条至第114条的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广告；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广告之日起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物的有关规定。

　　这一制度架构所涉及的主体有三个：拾得人、物主和国家机关。无疑拾得人应该是此制度中的主角，因为没有拾得人拾得的行为或事实，此制度便无从启动。但是从整体上看，在此制度中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拾得人的作为却基本上是在无偿的意义上进行的，而这种无偿性实际上与“法律人”的自利性特征是相悖的。因此，可以说，遗失物、漂流物和埋藏物取得制度中所预设的人的模式不是“法律人”的模式。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此制度所赖以立足的人的模式的错位，即该制度不是将拾得人放在“法律人”的意义上来设计的，具体而言不是以市场经济中的“自利人”形象，而是以政治社会中的甘于奉献、乐于牺牲、大公无私的“政治人”形象来设计制度的。依这种“政治人”的逻辑，拾得人之所以能对物主作出牺牲是出于“革命同志”式的友情，之所以能对国家作出牺牲(因遗失物无法找到失主而归国家所有)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相比之下，一些国家规定的遗失物时效取得制度或无论是否事先约定拾得人都享有报酬取得权的规定则更贴近自利的“法律人”的特性。⑦

　　(二)“大义灭亲人”的影像

　　这种“大义灭亲人”的影像体现在我国《刑法》的包庇罪中。我国《刑法》第130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务，帮助其逃匿或者做假证明包庇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根据这一罪名，在我国任何人对任何犯罪人的帮助、隐藏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即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为宗法社会，伦理性是古代中国法的重要特征，所以容隐制度，即对亲属间的包庇行为的宽恕制度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礼记》中的“事亲有隐无犯”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再到《唐律疏议》中的“亲亲得相首匿”原则都可见一斑。受传统的影响，1910年的《大清新刑律》、1928年和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亲属间的容隐制度。⑧新中国的法律是在废除旧法统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容隐制度自然在废除之列。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的法律体系是通过移植前苏联法律的方式建立的，因此亲属之间帮助、隐藏为罪模式自然也便被移入我国。⑨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政治型的社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前苏联的包庇型的帮助犯形式还是新中国的独立的包庇罪的模式，都是生发于所在的政治社会并与“政治人”的思维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制度模式。在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极左社会里，坚持的是“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原则，进而排挤了“亲不亲血缘分”的自然原则，这样便把自然状态下关于人的“亲属”和“非亲属”的分类硬性改变为“同志”和“敌人”的分类。同时，受这种阶级斗争思想的指导，犯罪和刑法通常被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⑩违法犯罪分子往往是被视为反动阶级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因此追捕逃犯便被视为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一旦有人犯了罪，他便异化为了人民的反面，他和亲属之间的关系也毫无例外地变为了敌我关系，而此时的包庇行为，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上“资敌”行为。显然，在政治社会中伦理亲情是无法与政治任务相抗衡的，即使是亲属之间出于亲情而为的包庇行为也是犯罪。所以，我国包庇罪的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大义灭亲”型的“政治人”基础上的，这严重地超越了法治社会中“一般人”的标准。

　　(三)“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

　　这种“己事不自主人”的影像体现在当下我国性纠纷的处理机制中。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强奸罪属于性质较为严重的暴力犯罪，属于公诉罪，完全采用国家处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如果公安机关立案后，当事人之间自主和解，不但原强奸犯罪成立，而且原被害人或家属还有可能承担包庇罪或伪证罪的刑事责任。(11)这种处理机制因为完全排除了受害人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难题。在我国，强奸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它所侵犯的客体是受害者的性自由权。(12)基于此，强奸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应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对性行为的态度，如果受害人认为该行为是对自己性权利的侵犯，强奸罪就成立，否则，就不成立。既然如此，在性纠纷处理机制中就应该充分发挥受害人的作用，而不能由国家垄断。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

丽政令〔2001〕1 号


《丽水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二○○一年三月九日


　　　　　　　　

丽水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科学、合法、有序地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制定程序，保证规范性文件的质量，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规范性文件是指市人民政府按照本办法程序制定的，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内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以条文形式发布的文件。

　　第三条 规范性文件的名称为办法、规定、措施和实施办法或实施细则。

　　一般性通知、工作制度、会议纪要、操作规程，以及针对特定的事项而形成的批复、处理决定等不属规范性文件的范围。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在行政管理中采取的其内容涉及非确定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职权划分的行政管理措施，应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制发。

　　第五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规定；

　　（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按照本规定对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监督，负责编制制定计划、审核草案、组织协调、备案审查和清理汇编等工作。


　　第二章 计划和起草


　　第七条 规范性文件计划制定按年度进行编制，分为一类计划和二类计划。

　　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应当在每年12月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制定规范性文件项目建议报送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对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报送的制定规范性文件项目建议进行通盘研究和综合协调，拟定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提请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后实施。

　　第九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由提出制定规范性文件项目建议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起草；内容涉及两个以上部门的，由有关部门协商确定，以其中一个部门为主联合起草；重要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可以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组织有关部门起草或直接起草。

　　起草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组成起草班子或指定专人负责起草工作，也可以委托专家、学者起草。

　　第十条 承担规范性文件草案起草任务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起草单位），必须按照年度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要求按时完成草案起草工作。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完成的，或者要求取消计划项目的，必须提前1个月向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作出书面说明，并报市人民政府领导批准。

　　因特殊原因需要提出计划外制定项目建议的，应当事先征求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意见，报经市政府领导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目的和依据；

　　（二）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

　　（三）主管部门；

　　（四）具体行为规范（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

　　（五）施行日期；

　　（六）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相抵触；

　　（二）不得在规范性文件中不恰当地设置或扩大部门行政职能，需要在规范性文件中明确有关部门职责的，必须与有关部门的法定行政职能相一致；

　　（三）符合本市实际情况，切实可行；

　　（四）层次分明，条文清晰，结构规范；逻辑严谨，用词准确，文字简明，切忌概念含混不清、模棱两可。

　　第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中设定的内容尚无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据的，应当在上报草案时作出说明。

　　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与现行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规范性文件相衔接。对同一事项如作出与现行规范性文件不一致的规定，应当在上报草案时作出说明。

　　起草的规范性文件如代替现行规范性文件时，必须在草案中注明被废止的规范性文件名称。

　　第十四条 起草单位在起草规范性文件草案过程中，应当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意见分歧较大的，应当主动做好协调工作；对难以协调的问题，应当在上报草案时予以说明。

　　第十五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拟定后，起草单位应当撰写草案说明。草案说明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制定该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有关依据；

　　（二）适用范围和主要内容；

　　（三）对草案的原则性分歧意见及协商处理情况；

　　（四）执行该规范性文件拟采取的主要措施；

　　（五）其它应当说明的事项。

　　第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经起草单位的领导集体讨论审定，并由主要领导签发后一式20份报送市人民政府。

　　上报规范性文件草案时，应同时报送下列附件：

　　（一）提请市人民政府审议的报告；

　　（二）起草说明；

　　（三）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文本；

　　（四）所参照的其他地方有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文本。

　　规范性文件草案规定由起草单位制定具体实施措施的，还应当附送具体实施措施草案。

　　第十七条 起草单位不按年度制定计划规定的期限上报规范性文件草案，不按规定向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作出书面说明的，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予以通报批评。

　　第三章 审议、发布与备案


　　第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对规范性文件草案就下列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内容是否符合宪法、法律、规章以及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规定；

　　（二）规定的措施是否符合本市实际，切实可行；

　　（三）部门职能是否协调一致；

　　（四）起草程序是否符合本规定要求；

　　（五）文字、用语、结构、条理等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第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对经过审核的规范性文件草案，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对无原则性分歧意见、条件成熟的规范性文件，经修改后，报市政府领导审核同意，再提交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二）对存在原则性分歧意见、经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协调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审核意见，报请市人民政府领导决定。存在原则性分歧意见，又未经协调的规范性文件草案，不得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三）对内容需作较大修改的，提出意见，商请起草单位修改、补充，或重新拟制；

　　（四）按本办法规定组织起草、内容合法、形式规范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送有关单位征求书面意见。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应当认真组织研究讨论，并在限定时间内函复。无修改意见的，也应书面函告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否则视为同意。

　　（五）对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退回起草单位重新起草或限期补正。

　　第二十条 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收到按年度制定计划组织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后，应及时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意见。适用范围涉及到县（市、区）的，同时应征求县（市、区）人民政府的意见，被征求意见的单位和部门应当认真、及时提出修改意见。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召集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协调会，被通知单位的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应当参加。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必须委派能代表本单位意见的人员参加。

　　第二十二条 提请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应当随附审核报告、起草说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依据和有关单位的书面意见。

　　审核报告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起草，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审核过程；

　　（二）制定该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机关依法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依据；

　　（四）该草案的主要内容说明及有关部门分歧意见和协调处理情况；

　　（五）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第二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

　　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规范性文件草案时，由起草单位作起草说明，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作审核说明。

　　未经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核的规范性文件草案，不得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第二十四条 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但对其中某些内容提出修改要求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根据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后，报市长或受其委托的副市长签发。

　　对需要进一步修改或协调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市长、分管副市长可责成有关单位进行协调或修改。经修改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审查后，再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第二十五条 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规范性文件，以市人民政府令发布。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规范性文件发布后15日内由《丽水日报》全文刊登，丽水电视台、丽水广播电台同时播发有关消息。

　　第二十六条 规范性文件发布后，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按规定向省政府法制办公室报送备案。

　　第二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由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按年度汇编成册。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修改或废止规范性文件的程序，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程序，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丽水市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8年5月28日由行署颁发的《丽水地区行政公署关于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同时废止。